历朝历代敢于直言强谏的大臣往往都能彪炳史册。从春秋时晋国强谏晋灵公的赵盾，到汉代强谏汉文帝的袁盎，再到唐朝强谏太宗李世民的魏征，都是人们由衷赞许的强项直臣。北宋名相寇准，也是这样一位敢于数逆龙鳞而不悔的骨鲠大臣。

忠君敢言数逆龙鳞，天生强项屡做“傻事”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少年时便具有刚直的性格。当时宋太宗殿试取士，对年纪太轻的举子缺乏信任，“年少者往往罢去”。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参加科考时年仅十九岁，有人劝他虚报年龄，他当即驳斥：“准方进取，可欺君邪？”终以优异的成绩令太宗折服。因能力超群，寇准很快被擢拔为三司盐铁判官。太宗召集百官言事，寇准把自己的意见毫无保留地陈述出来，“帝益器重之”。可以说，寇准在很年轻时就以忠君敢言进入了太宗的视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载：“太宗时，寇准为员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准手引上衣，令上复坐，决其事然后退。上由是嘉之。太宗器重准，尝曰：‘朕得寇准，犹唐文皇之得魏郑公也’。”当时的员外郎仅相当于今天副司局级的小官，在皇帝面前奏事逆了龙鳞，惹得太宗拂袖回宫。执拗任性的寇准居然一把拽住太宗的衣袍让他坐回原位，直到把所奏之事定下才放他回宫。如果太宗是个昏君，寇准的下场可想而知，然而对这个大不敬的楞头青，太宗却赞赏有加，甚至对人说：“朕得寇准，如唐太宗得到了魏征。”因史料缺乏，我们不知当时寇准究竟奏了什么事，能把太宗惹得如此恼怒，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寇准敢于直言犯上，而太宗又认为寇准堪与前朝名相魏征相侔，这对君臣的气度都超越了极致，所以这个故事不仅在当朝传为佳话，而且被编《宋史》的史官写进了《寇准传》流传至今。

类似的“傻事”在寇准以后的宦途中屡屡出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载，淳化二年（991）三月，太宗因大旱召近臣问时政得失。时任枢密直学士的寇准说：祖吉、王淮都贪赃数万，祖吉被处以死刑，而王淮却只罚私家杖责，还授予定远县主簿。朝廷用法如此不公，“亢暵之咎，殆不虚也”。这段话表面看是针对祖吉、王淮罪同刑异提出质疑，实则是向太宗用人不淑导致天变的咎责直接发难：祖吉是个没有背景的官，被判了死刑；王淮是宰相王沔的胞弟，就能“从轻量刑”。所以寇准说：当今的大旱，恰恰是对陛下用心不公的惩戒。太宗听罢深深触动，第二天便严厉斥责了宰相王沔，随后罢了他的官。

至道元年（995），从青州知州任回朝的寇准又遇到了一件必须表态的大事。当时太宗年事已高，三司度支判官冯拯及尹黄裳、王世则等臣上书请太宗早立许王元僖为太子，太宗大怒，将他们悉数贬往岭南，从此再也没人敢提此事。恰好寇准回朝，太宗直言问他：“朕诸子中，谁可托付神器？”寇准也认为早该立太子，但又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接受以往的教训，委婉答道：“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琢磨良久又问：“韩王元侃怎么样？”此话正中寇准下怀，于是立即答道：“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就这样，别人费尽心机办不成的事，被寇准巧妙地分分钟搞定。

犯颜强谏，换回宋朝近百年安宁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寇准委婉曲谏不过是偶一为之，直言强谏才是他的本性，他也因此屡屡付出惨重的代价。《宋史》本传载，至道二年（996）南郊大礼后百官加官，彭惟节转屯田员外郎，冯拯转虞部员外郎。此前的名单中，彭惟节一直排在冯拯后面，这次因编排官疏忽，彭惟节仍排在冯拯之后。寇准大怒，勒令将二人名次颠倒过来。此举激怒了冯拯，跑到太宗面前大骂寇准专权独断，任性胡为。太宗想息事宁人，说了寇准几句，不料寇准强言申辩，还把中书省的档案拿给太宗看，非要论出个子丑寅卯。这下把太宗彻底惹怒，不由分说将他贬到邓州当知州去了。

真宗即位后，一直打算命寇准为相，又担心他性格过于刚直，容易惹祸，直到景德元年（1004），才命毕士安为首相，寇准为次相。这年冬天，契丹几十万大军大举南侵，真宗问寇准该如何应对。寇准回答说：“这有何难？打退契丹，五天足够了。但有一条，陛下必须御驾亲征，方能奏效。”毕士安等连连摇头，真宗也十分惧怕，想回后宫，寇准故技重施，一把拽住真宗说道：“陛下一旦回宫，臣就再也见不到陛下，抗辽之计将毁于一旦。臣请陛下不要回宫，这就跟臣一起北征！”此前参知政事王钦若劝真宗躲到金陵，签书枢密院陈尧叟提议到成都避祸。真宗问寇准到何处更为稳妥，寇准一猜便知这两个主意出自南方人王钦若和蜀中人陈尧叟，却佯作不知，厉声问道：“什么人敢给陛下出这等鬼主意？其罪可诛！如今陛下神武，大驾亲征，契丹人必将不战自退。一旦陛下退到江南蜀中，人心崩溃，契丹乘势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臣请陛下北上澶渊，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于寇准极力坚持，真宗北上抗辽，最终将契丹击退，继而订立了澶渊之盟。可以想见，真宗几乎是在寇准的逼迫下不得已北上的，然而正是这次犯颜强谏，换回了宋朝近百年的安宁。如果没有寇准当时的一怒犯天颜，宋朝的历史或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因强谏得罪一批邪佞之人，甚至受到了不少人的污蔑和栽赃

当然，大凡直言强谏的大臣，一定会得罪一批邪佞之人，比如这次敦促真宗亲征，就把王钦若得罪苦了。没过多久，王钦若便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他问真宗：“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真宗答道：“那是当然。”王钦若接着道：“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却认为寇准立下大功，实在可惜。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而澶渊之盟是典型的城下之盟。陛下听说过赌博之事吗？赌徒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一博输赢，叫做‘孤注’。陛下现在成了寇准的孤注，太危险了。”

缺乏独立思考的真宗被王钦若忽悠住了，从此以后对寇准渐渐疏远，转而相信王钦若、丁谓等佞臣。但这并没有改变寇准忠荩许国之心。《宋史》本传说，真宗晚年患了中风，朝廷大政都握在刘后手中。寇准很着急，寻个机会对真宗说：“陛下应尽快将皇权交给太子（即后来的仁宗），拣择方正大臣为其羽翼。丁谓、钱惟演都是邪佞小人，绝不能再让他们辅佐少主。”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圣旨让太子监国，并由杨亿辅政。谁知此谋泄露，丁谓抢先一步将寇准的计划击碎，并与刘后合谋，将寇准贬为道州司马，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最终死在那里。

寇准以刚直敢谏赢得了美誉，同样以刚直敢谏断送了自己。他死后一段时期内受到不少人的污蔑和栽赃，甚至连国史中的形象都充满污点。欧阳修《归田录》说，邓州花蜡很有名，相传为寇准发明。寇准“早贵豪侈”，夜宴宾客从不点油灯，而是点价格昂贵的花烛，甚至连厕所、马厩里都彻夜点烛。“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凝地，往往成堆”。事实究竟如何呢？且看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的记载：“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处士魏野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洎准南迁，时北使至，内宴，宰执预焉。使者历视诸相，语译导者曰：‘孰是无地起楼台相公？’毕坐无答者。”意思是说寇准身居高位三十年，从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府第。贬官后，辽使到汴京，朝廷赐宴，宰辅作陪。辽使瞅着一个个宰臣问翻译：“在座哪位是‘无地起楼台’相公？”问得满座大臣都无比尴尬，缄默不语。这是何等绝妙的讽刺！一个大臣敢直谏犯上，除了性格使然外，他一定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廉洁的作风，即人们常说的“无欲则刚”，也即包拯所说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那些嗜财如命的贪官，怎么可能去犯颜直谏？寇准夫人宋氏是太祖赵匡胤宋皇后的妹妹，够高贵了吧？如果他想“为身谋”，岂不是轻而易举？但他想的都是如何忠君爱国，如何建功立业，那些鼠窃狗偷的猥琐勾当，他历来嗤之以鼻。《宋大诏令集》卷五一《寇准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恩制》中评价他“谠议嘉谟，清规直道。冠于当代，休有令闻”；孙抃所作《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说他“刚严俊明，笃厚且直。非义不蹈，非忠不迪”；仁宗加其谥号为“忠愍”、亲书墓碑之额为“旌忠”，这才是真实的寇准。

公道自在民间，寇准受到百姓歌颂

应该说，太宗、真宗能有限度地容忍寇准直言犯上，已属难能可贵。在对待寇准直谏的问题上，太宗显得颇为作秀，真宗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严格说都不是发自肺腑的虚怀纳谏，倒是一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对寇准更为理解。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载，大中祥符末年，首相王旦患了重病，真宗问他：“王爱卿病成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朕该把天下交付给谁？”再三追问，王旦始终不答。真宗举出名臣张咏、马亮，王旦都保持沉默。真宗不得已说道：“王爱卿不必顾虑，尽管直说。”王旦这才答道：“以臣之愚见，莫若寇准。”真宗连连摇头说：“寇准性格刚褊，更思其他。”王旦道：“他人，臣所不知也。”在王旦心目中，能够力挽狂澜保全大宋的只有寇准一人。

其实从古到今，谁是好人谁是奸佞，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权臣可以改写史书，但永远改变不了历史的真实。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寇准在相位，以纯亮得天下之心；丁谓作相，专邪黩货，为天下所愤。民间歌之曰：‘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及相继贬斥，民间多图二人形貌对张于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虽轻眇顽冥少年无赖者，亦皆口陈手指，颂寇而诟丁，若己之恩仇者，况耆旧有识者哉？”我们把这段话疏解一番，意思是寇准当丞相，以纯粹亮直得天下人之心；丁谓当丞相，思虑奸邪贪得无厌，天下人无不恨之入骨。民间歌谣唱道：“想要日子好咱得找寇老，想要世道宁必须除去丁。”其后二人相继贬斥，民间多处都画有二人的形貌，酒肆里也常能看见。连那些顽皮不成器的无赖少年都指指戳戳，歌颂寇准而詈骂丁谓，何况是老成之人呢。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做公道自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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