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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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6-27 21:01:17
作者:郭华
来源:中国视窗
衡水夜景
衡水历史悠久。《尚书•禹贡》记载的“覃怀厎绩,至于衡漳”之“衡”,就是今天的衡水。专家考证《尚书•禹贡》为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伪托之作,这至少说明战国时“衡水”作为一条大河或一个水系,已十分重要。《文成帝南巡碑》记载的北魏文成帝在“衡水之滨”(今衡水冀州市)举行规模宏大的“禊礼”,此处的“衡水”即滏阳河,亦即衡水地名的来历之源,当是毫无疑问的。
1949年冀南解放区行政区划整合,原二地委和五地委合并为衡水专区。当时衡水专区的版图要比现在大许多,包括今天属于山东省的夏津、武城、恩县(后撤销)以及今天属于邢台市的清河县。这个衡水专区存在了3年,1952年即被山东、河北两省的石家庄、沧州、邢台、德州4个专区“瓜分”了。而在此之前,衡水并不是一个地区级的行政区划,今天隶属于衡水市的11个县(市、区),在1949年之前从来没有同属于过一个府、一个州。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衡水出席地方志工作会议,我就曾慨叹过:衡水市志最为难修。它既没有历史上形成的“州志”“府志”可供借鉴,在历史的演进中又缺乏一条脉络。其他地区修志,不论涉及多少枝枝杈杈,都可顺着一条主线捋下来,而衡水修志则需要像“搓麻绳”一样,将若干条线搓在一起。衡水最负盛名的产品是老白干,它不仅历史久远,也确实给衡水增添了光彩和知名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浙江一位同学告诉我,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北京工作,那时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旅游度假,因此连承德、秦皇岛这些城市都不知道,只知道衡水,就因为衡水老白干。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喝酒,喝酒的人也未必都喝过老白干,喝过老白干的也未必知道“衡水”是一个地名。更重要的是,老白干虽历史悠久,却从未像开滦煤矿一样,能驮动一个城市。所以,因为历史的原因导致知名度较低,确是衡水之殇。有一次中国煤矿文工团到衡水演出,著名表演艺术家瞿弦和担任主持人,站到台上第一句话就是:很高兴来到衡阳演出。尽管这不是什么大的纰漏,还是让我们作为衡水人有那么一点点儿失落。时隔不久,我在衡水接待著名作家梁晓声。席间,我同他讲了瞿弦和把衡水说成衡阳这件事,他觉得很有意思,连声说“还有这事”。饭后,他拿出自己的新作,当场签名送我,我接过一看,在“梁晓声”的签名之下,清晰地写着:“於衡阳”。我用手指划着衡阳两个字给他看,他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努力用笑声缓解误把衡水作衡阳带给主人的尴尬。
河北衡水宝云塔
作为河北省最年轻的地区级行政区划,衡水知名度较低,在5000年文明史中,这毕竟是一片人杰地灵的土地。衡水人曾津津乐道:一个曲阜人和一个衡水人在火车上坐到了一起,曲阜人说:我们曲阜有孔夫子;衡水人说:我们衡水有董夫子;曲阜人说:我们孔夫子是圣人;衡水人说:你们孔夫子的圣人是我们董夫子给吹出来的。说孔老夫子的伟大是董夫子吹出来的,这并不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董夫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鼓吹,儒学则不会有后来的地位,孔夫子也不会被尊崇为“圣人”,这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个董夫子就是董仲舒,正宗衡水人。还有出之衡水饶阳的宋代名相李昉,当时的四大类书中,《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三部是他主编的。我们读小学时,“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是印象最深的课文之一,那么短短的一篇文章,教给我们那么深刻的道理。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明代衡水故城人马中锡。
历史上的衡水人不仅崇文重教,而且重义尚武。安国县(今安国市)是我国知名的药都,药都有个药王庙,药王庙供的药王叫邳彤。一般人认为药王应当是药都的人,其实邳彤是衡水冀州人,只因他精通医术,在祁州为官时常义务为百姓看病开方,被后人尊为药王。老百姓记住了他看病开方,而历史同时记住了他曾助光武帝刘秀开创东汉帝国。据《后汉书》记载,刘秀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为首的就是邳彤。也正因为如此,刘秀夺得天下之后,定都洛阳,而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长期以冀州为根据地。上应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刘秀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其中多为河南南阳一带人,但衡水人邳彤名列其中。说到中国武术,沧州的至尊地位毋庸置疑。但到清朝末年,中华武林还有这样的口号,叫“天下英雄出直隶,直隶英雄在深州”。“深州英雄”主要指的是形意拳习练者。形意拳的创始人是深州人李洛能,而到了一代宗师郭云深手里,则把形意拳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郭云深因行侠仗义,打死恶霸,被关进定州监狱,在狱中仍旧研习练功。但一是因为囚室狭小,二是因为戴着手铐脚镣,只能迈开半步距离,郭云深于是就练习在这半步之内如何克敌制胜,后来号称“半步崩拳打天下”。武术搏击讲究判断对方出什么招式,然后予以拆解,而郭云深如何出招人人皆知,却无人可以拆解。那才叫出神入化,武术简直成了艺术。
衡水人善于经商,特别是近代以来战乱不断,灾害频发,再加上人口增加,单靠务农已很难聚集财富。于是,越来越多的衡水人走出家乡。据清宫档案记载:“南自京师、行省,北至塞上,富商巨贾往往多冀衡之民。訾产殷盛,还而润泽乡里。”在北京,他们就成功创办了“全聚德”烤鸭这样的饮食翘楚,成功经营了“一得阁”墨汁这样的文化产业。旧中国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带有浓重的帮派色彩,而这种帮派十之八九是以籍贯为纽带的。比如清朝光绪年间批准的第一家私人铸钱的钱庄,是衡水深州土路口人创办的,后来越做越兴旺。而土路口处在深州、冀州和束鹿(今石家庄市辛集市)的交界处。一旦在外创业成功,就不断有亲戚、同乡来投奔,日久天长,就在北京金融界形成一个“深束冀”帮。到1949年,北京金融界的从业人员中,“深束冀”帮占到近60%。这还不算典型,最典型的是北京的古玩行业。1949年前后,北京琉璃厂的门店90%是衡水人开的,他们勤奋敬业,培育出了一大批古玩、古籍行业的名人、大家。冀州人孙殿起,14岁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当学徒,他聪慧、有心,凡他经手的旧书无一不记录在册。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已成为权威的古籍专家。包括郭沫若、茅盾这些人,谁想淘什么书,或想凑齐一套什么书,都去找他。北京城里谁手里有什么古籍,特别是孤本善本,他都清楚。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撰写的20卷《贩书偶记》,至今仍是最权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之一。收旧书虽不等同于收废品,但也有相同之处,有几个人靠吃这碗饭成了著名专家?衡水人就行。
衡水地区不仅成立晚,而且起点低。人们通常的说法是为了集中进行扶贫救灾而恢复了衡水专区。虽然这和当年河北省写给国务院报告中的正式表述有些出入,但意思是一致的。那时工业还无足轻重,最主要的是农业。而最制约衡水农业的,首推盐碱。恢复衡水专区时,从省直、石家庄专区、沧县专区三个地方抽调干部来衡水工作,当年第一次来衡水的同志回忆起进衡水的情景,恍如昨日:朝着衡水方向走,越走地越碱,进了衡水之后更是一望无际白花花的一片,寸草不生,贫瘠荒凉。庆幸的是那些干部心中并不荒凉,他们服从组织调遣,在这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上,迈开了衡水新的步伐。2002年是衡水专区恢复重建40周年,当时请一些老同志回来开了个座谈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地委书记的两段话。一位是后来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郭志同志。文革前夕,郭志从相对富裕的石家庄地区调来,衡水地区的贫穷不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感情上都给了他强烈震撼。直到文革当中受到冲击,让他寝食难安的依然是如何让衡水的老百姓吃饱肚子。时至今天,老人仍旧对衡水充满感情和牵挂。不是那里有壮美的山,也不是那里有秀丽的水,而是那里有几百万曾经在贫困中跋涉的百姓。另一位是后来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李铁同志。在恢复衡水地区之前,李铁即已就任衡水县委书记,后来任地委书记。衡水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李铁都见证了,都经历了,并作为那个年代衡水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一起,为改变衡水面貌进行了生生不息、艰苦卓绝的斗争。两位老人家不约而同谈到的是衡水的粮食问题,因为那曾是让他们最揪心的事。郭志同志说:1965年春天,我到衡水任地委副书记,第一次参加地委常委会,专员高健同志在会上讲,我们一定努把劲,力争今年小麦亩产超过100斤(指市斤)。可夏收之后一统计,亩产还是不到100斤。李铁同志说:现在有人不理解当年千方百计让农民种高粱,那是因为高粱虽然难吃,但高产,有高粱吃总比挨饿好哇。如果像今天一样,小麦亩产八九百斤,我们也不种高粱。两位老领导虽然没有直接诉说衡水的贫困,但从他们的回忆可见当年衡水贫困之一斑。
河北衡水保安寺寺门
屋漏偏逢连夜雨。从全国来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但到1962年,衡水的困难时期尚未终结,把一片以贫困著称的区域单列出来,组成一个新的地区,这起步真够艰难了。谁知第二年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无情地吞噬着这个刚刚诞生、尚无还手之力的新地区。我亲眼看见了那滔天的洪水,亲身感受到了什么叫水火无情。
灾难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但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洪水面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密切了干群关系。二是灾后不论生活还是生产,都让老百姓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这个角度说,这次洪水也算是对这个新生地区的洗礼。当时全区11座县城,只守住了武邑县一座。县城守住了,可困在城里的人们吃什么?只能向外界求援。但是,除了一条军用的“国防线”之外,所有同外界的通信都中断了。县委书记李文华同志决定求助于驻守国防线路的通信兵,却遭到礼貌拒绝:国防线路只能用于军事通信,这是铁的纪律。怎么办?现在各级党委书记都兼任同级军事机关的党委第一书记,而当年叫第一政委。李文华情急生智,拿出了赫然印着国防部部长林彪签署的县武装部第一政委的任命状,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是军人。县委书记敢于担当的精神早已感动驻军,这张任命状又给了部队的同志一个台阶,于是县委书记通过国防线路直接向省委汇报了灾情并请求支援。电话打过去只一个多小时,空投食品的直升飞机就飞临县城上空。随后,海军的快艇也开来了。面对历史上罕见的灾害,不仅人没有饿着,连牲口都赶到没有受灾的唐山专区寄养,直到第二年春耕时节,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牲口才返回老家。由此开始,这个新生的贫困地区开始萌发生机。
文章选自《文史精华》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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