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在上海

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填表时籍贯一栏要填广东中山（原名香山，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改名为中山，下文两者并用），虽然我并不知道广东中山在哪里。不仅我不知道，我父亲也从没去过。他出生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直到退休以后，才第一次去故乡。那里自然早已没有关系亲近的亲戚，城市也经过无数轮改建，完全没有什么祖宅祖屋。他回来以后也表示，再也没有什么想象了。

我的祖父在1940年代来上海，安家立业。因为他在法租界一家纺织厂工作，所以就选择在法租界置业，而不是广东人更为密集的虹口区。祖父走得早，祖母走得更早，我父母早已上海化，对身份认同并没有什么纠结。我父亲与他的兄弟姐妹见面时，还会说粤语，但在家里已不会说。

我母亲这一族也差不多。我母亲的籍贯是广东潮阳。我的外曾祖父到张謇在南通开设的新式学校读书，毕业以后留在上海工作。我的外祖父出生在上海，一辈子都在上海工作生活。我母亲甚至已不会潮汕话，也是退休后才去了一次故乡。所以，到了我这一代，身上的广东人痕迹已经很少了。

不过籍贯这个问题仍然对我有一些潜在影响。读书后知道，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籍贯也是广东中山。孙中山足迹遍布天下，在上海也有遗迹。我家附近的一条小马路叫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在这条马路上，由此得名。在法租界时期，这条路叫莫里哀路。虽然我和孙中山是同乡，但父母也并不知道更多有关孙中山的事迹。

上海，香山路。 资料图

再往后，我知道了越来越多广东人尤其中山人在上海的故事。我的祖父对于这些同乡可能一个都不认识，甚至一个都不知道。但是根据六度理论，他们中间一定存在着某些关系网。而且在近代历史上，有数十万的中山人，源源不断地从故乡移居上海，这注定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一 中山人在上海

自上海开埠以来，广东人一直是上海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1857年，上海已有广东人数万。1885年，公共租界开始有正式的人口统计，广东人为21013人；到了1905年，这个数字增至54559人。1935年，在上海华界和租界的广东人有10.8万人。到了1949年，这个数字约为12万人，上海市区的总人口大概是300万。在上海的广东人，与天津等其他口岸城市相比，实在要多得多。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宋钻友老师研究这个问题多年，著有《广东人在上海》、《中山人在上海史料汇编》等。他曾就1935年广东同乡会和潮州同乡会的两份名单做过一些统计。统计发现，旅沪广东人中，原籍中山的占27%，排名第一，远高于来自南海、新会、顺德、番禺等地人；而旅沪的潮州人中，原籍潮阳的占到81%。所以，我父母的祖上分别来自中山和潮阳，在上海也属于典型。

我们在读近代上海历史时，经常会遇到中山（香山）人。例如上海道台吴健彰（1791-1866）是香山人，原本卖鸡为生，后来进入十三行打工，身为仆役，学得一口英文。他逐渐积累财富以后，自己开设了同顺行，也跻身行商之列。鸦片战争之后，他又纳钱捐官，成为上海道台。吴健彰经历了小刀会起义等历史事件，1859年辞职返乡，1866年在香山去世。上海很多至关重要的制度，都在吴健彰任内签订。 如《上海土地章程》，是上海租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就是吴健彰亲手签订的。

吴健彰画像。资料图

有意思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领袖刘丽川也是香山人。刘丽川在香港加入洪门，1849年来上海经商，曾经经营茶叶行及丝绸店，同时也是上海广肇会馆的领袖。1853年，小刀会发动起义，计划与太平天国汇合。这次起义包括了广东、福建、本地等多个地缘的帮派，广东人占到相当比例，刘丽川逐渐成为义军领袖。小刀会曾生擒上海道台吴健彰，但后来被其逃脱。两个香山人竟然在这种场合相遇，很有趣味。后来 起义失败，刘丽川在虹桥中弹身亡。

小人书封面

1850年代，还有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生活在上海，那就是容闳。容闳生于香山，幼年在澳门和香港的马礼逊学校读书。1946年，他跟随勃朗牧师赴美读书，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返回中国。容闳归国后，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1859年开始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容闳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他只有上海才能找到工作。

太平天国之后，容闳接触到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员，开始投身洋务，大力促成“留美幼童”计划。所有这些工作都与容闳自身特点有关。容闳作为香山人，幼年赴美留学，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后来不管是为洋行采办，还是参与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抑或是推动“留美幼童”计划，都反映出容闳融汇中西的底色。最终容闳病逝于美国， 今天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孔子大厦旁就有一所小学，命名为容闳小学。

容闳肖像

在太平天国之后的洋务运动中，上海涌现出众多富商，其中的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席正甫被称作“晚清四大买办”。而这四大买办中，前三位徐润、唐廷枢、郑观应都是广东香山人，只有席正甫是苏州人。这些香山买办的崛起经历各有不同，但背后似乎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容闳曾为上海宝顺洋行工作，而徐润和郑观应也都曾在宝顺洋行工作；唐廷枢更是曾和容闳一样在马礼逊学校读书。最终，这些香山人在上海都走上了洋务道路，并成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富商。

香山移民在上海，数十年里涌现出无数风云人物。到了清末民初，孙中山脱颖而出，成为“国父”，更是极大强化了大家对于香山的印象。也正是通过这些人，才让大家开始熟悉香山这个小县城。

所以，中山与上海的链接始终耐人寻味。比如，今天中山市孙文西路步行街上的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由于地处市中心，是很多去旅游的人都会顺便看一眼的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处处都有上海元素，甚至用了整一层来展示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构建了精致的建筑模型。这种用力程度，上海的博物馆都做不到。置身于博物馆中，观众可能会有一刹那的恍惚，到底身在中山，还是身在上海。这至少表明，中山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亮点，似乎都发生在远离中山的上海。只有站在远离广东的上海才能认识中山，同时也只有了解中山，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上海。

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永安百货模型。

二 世界之间的联系

要理解中山与上海的关系，单纯关注这两个城市还不够，还要把视野投向更远的地方，比如夏威夷，比如澳洲的悉尼和布里斯班。

据《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记载，1789年，有一位梅迪可夫船长驾驶一艘美国船埃莲号，从香山、澳门出发，船上载有十位美国船员，四十五位中国船员。这条船到达夏威夷岛与茂宜岛，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就在夏威夷住下，因为这艘船连三分之一的船员都用不上。一般认为，这就是香山人乃至中国人开拓夏威夷的发端。夏威夷墓冢中能找到最早的香山人的墓碑是1835年，香山人抵达夏威夷必定在此之前。

香山人抵达夏威夷之后，大力投入甘蔗、水稻、菠萝等种植园，披荆斩棘，很快就有所建树。比如香山人陈芳，在夏威夷经营糖业，正逢美国南北战争，南方切断对北方的蔗糖供应。陈芳抓住这个机会，获得巨额利润，一举成为夏威夷的糖业巨子，并深得夏威夷王室信任，成为夏威夷王朝的枢密院议员。

孙中山胞兄孙眉的经历也很相似。孙眉在1872年抵达夏威夷，埋头苦干，用中国传统耕作方法努力耕耘，获得好的收成。此后，孙眉就不断向当地政府申请开垦新农场，事业越做越大。高峰时期，孙眉在茂宜岛的农场有6000英亩，雇工1000多人，养牧牛马猪羊数万头。孙眉深受当地人士尊敬，被称为“茂宜王”。

孙中山到夏威夷读书，就是孙眉一手安排，后来他又督促孙中山回国深造中文。孙中山组织兴中会等革命活动时，孙眉也都给予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是在香山、夏威夷、香港、伦敦、东京等地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悉尼大学的黄宇和教授有一系列论著对此加以考证。 作为一个香山人，孙中山并没有像很多同乡一样前往上海的洋行打工，而是选择了充满风险的革命道路。但这条革命道路，背后仍然有着香山人的线索。

香山路上，上海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而另一些漂泊在外的香山人，选择了经商的人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香山人马应彪（1860-1944）。马应彪的父亲当年“卖猪仔”到澳洲淘金，为儿子攒够路费后，1881年把马应彪接到澳洲。马应彪先是在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工作，然后转向种植。当时香山人已在澳洲站稳了脚跟。昆士兰地区有大片大片白人抛荒的贫瘠土地，香山人敏锐地发现，这些地区却适合种植香蕉。香山华侨从中国“香牙大蕉”在澳洲种植，大获成功。

马应彪发现，绝大多数香山人不懂英语，无法与当地人沟通交流，辛苦种出的水果蔬菜只能被白人以极低价格收购。马应彪努力提高英语，于1890年前后与几位香山同乡在悉尼唐人街联手创办了一家蔬菜水果店，名为永生公司，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就是“香牙大蕉”。马应彪诚实经营，很快取得当地华人的信任，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意，最后几乎垄断了悉尼的蔬菜和水果市场。

马应彪把蔬菜水果生意做大以后，自然扩展到中国香港与澳洲之间的海船生意，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中国与澳洲之间的侨汇、侨批生意。马应彪对此仍不满足。当时悉尼出现了一家全新的零售店，叫做英地海登百货（Anthony Hordern & Sons）。马应彪意识到，商品零售业将要发生重大转型，下决心把这种“百货公司”模式引入中国，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1900年，马应彪先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中172号设立了先施百货公司。“先施”这个名称是英文Sincere的音译，也是马应彪的经营理念。马应彪引入的百货商店模式，对于中国人是一次巨大挑战。比如说，中国人传统以来一直习惯讨价还价的议价方式，小到日常买菜，大到买地置业，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议价的。一件商品早上和晚上可能就不是一个价，这次赶集和下次赶集也不是一个价。先施公司却采用固定价格政策，对所有商品明码标价，拒绝还价，购买后会给予收据。此外， 先施公司雇佣了女店员，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雇用女店员的商店。

先施百货公司。

先施公司在香港和广州先后取得成功，马应彪决心进军上海。1914年，马应彪在南京路和浙江路的交界处租下地皮，委托德和洋行进行设计。1917年，七层楼高的先施百货公司终于建成营业。整个建筑以钢筋混凝土建成，有装饰性的柱子和尖塔。地下售卖杂货和食品，如葡萄酒，厨具，烟草，香水和糖果；一楼出售窗帘、帽子、西装、皮草；二楼售卖瓷器和其他家居用品，电器以及玩具；三楼是公司办公室和家具部。大楼还有一个屋顶花园，夏天可以为客户举办舞会和音乐会。这种新式百货大楼的出现，震惊了国人，引发了狂热的消费潮。

马应彪的香山同乡郭标、郭乐兄弟随后也投身百货大楼的经营之中。郭标是当年马应彪在悉尼创办永生公司的合伙人，在昆士兰州以及斐济都开辟了大量香蕉园，与马应彪一样，靠香蕉积累了第一桶金。郭氏兄弟从1907年开始将经营重心逐渐移往国内，在香港开设了永安百货公司，随后进军上海。

郭氏兄弟的永安百货比先施百货气魄更大，经营手法更多端。永安与先施差不多同时进军上海，地址也选在同一条马路上。经过几年建设，1918年，上海永安百货大楼正式开业。永安百货的建筑纯为欧式风格，入口用爱奥尼式柱，转角“绮云阁”为巴洛克式塔楼，内部附设旅馆、酒楼、茶室、游乐场及银业部，构成一个集购物、生活、娱乐为一体的庞然巨物。尤其 一楼临街使用玻璃橱窗陈设商品，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大开眼界。

永安百货把上海的百货商店热推向一个高潮。香山人黄焕南、刘锡基与李敏周很快也加入这个行列。黄焕南早年在澳洲讨生活，就与马应彪熟识。辛亥革命以后，黄焕南决心回国。马应彪得知之后，立即把他招至麾下，先后担任广州和上海先施公司的总经理。李敏周也是旅澳的香山华侨，回国结识黄焕南和刘锡基后，决心联手再创办一家百货商店，那就是1926年开业的新新百货。

新新百货又给上海的百货业带来不同的体验。为了与先施与永安竞争，李敏周在新新百货六楼设置了一个电台，外面是玻璃房。 电台主持人每次邀请歌星或戏剧明星在电台里演唱时，就在这个大玻璃房里当众表演。这种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功。

到了1936年，马应彪当年在悉尼的另一位合伙人香山人蔡昌也加入上海百货业的竞争。由于之前已经有先施、永安、新新三个巨头，蔡昌的大新公司在选址上特别谨慎。经过反复论证，终于在南京路和西藏路口选定地址，也就是今天的第一百货所在地。大新公司在建设和装潢上投入巨资，尤其是从美国购入自动电气扶梯两座，电梯每分钟速度达到90英尺，每小时可供4000人上下，顾客购物可免上下楼梯拥挤之虞。大新百货开业又赢得了满堂彩声，这又是香山商人在上海创下的一个奇迹。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人称作“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直至今天仍有巨大影响。而他们的创办人均为香山籍商人。而且，马应彪、郭乐、黄焕南、李敏周、蔡昌等人都有旅澳背景，相互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是合作伙伴，有时也变成竞争对手。澳洲在他们的发达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多在澳洲积攒下初始资金，并且都是在澳洲第一次了解到现代百货公司的经营方式。 香山商人在上海的成功，背后离不开澳洲这个支撑点。

三 从辉煌到平淡

广东人在上海，前后经历了好几波潮流。小刀会起义之后，在上海的广东人和福建人受到排挤，数量有所减少，浙江人（尤其宁波人）的数量大增，上海文化也随之改变。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又有很多新移民，但大家的背景和从事的职业，已与前一代有很大不同，商人、医生、教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都不乏其人。

在政治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一二八期间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都是中山人；在文艺界，导演蔡楚生、郑君里、黄佐临，演员阮玲玉、胡蝶、郑正秋、谢添，作曲家萧友梅等，也都是广东人。 上海能成为近代中国电影、话剧等文艺形式的发源地，广东人的贡献非常之大。

1949年以后，有不少在沪粤人离开上海。影响更大的是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从1958至1988年，上海户籍基本冻结，不再允许随意流动。这个措施的潜在后果是， 上海居民的户籍意识取代了籍贯意识，不管家乡是宁波、苏州还是广东，都不再有什么意义。就如我的父母，只有上海意识，而没有多少广东意识了。

过去的很多同乡组织在建国之后也逐渐解散。例如，广肇公所一直是广东人在上海最重要的同乡组织，地点在今天的宁波路40号。公所的最初目的是慈善，每隔数年可运送在沪身亡的广东同乡的骸骨还乡，同时也能调解同乡纠纷、维护同乡利益，后来还开辟了广肇医院和广肇义学等。1918年以后，广肇公所里又分化出粤侨商业联合会。粤侨都颇具实力，所以这些组织在民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建国以后，国家完全承担了这些职责，同乡组织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永安里。资料图

当然，广东人在上海的影响仍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寻。据估计，当年四大百货公司以及永安纺织公司所雇佣的中山同乡总数就不下2000人。虹口的四川北路、多伦路附近有一片石库门里弄住宅，名为“永安里”。永安里自然与永安公司有关。当年为了解决庞大的中低级雇员的住宿，永安公司在1925年购下北四川路地块，建造了永安里。这里的住户多为广东人，尤其是中山人，而且多少都与永安公司有一些联系。周恩来夫妇也曾在永安里借住过。

除永安里之外，四川北路的余庆坊，武昌路上的南北仁智里，海宁路上的同昌里、德兴里等，也都曾是广东人密度很高的弄堂。南京路上的新雅粤菜馆、大三元酒家，福州路上的杏花楼，静安寺的利男居食品店，还有冼冠生的冠生园食品厂，则都是广东人创办的餐馆，这就是我小时候会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有关广东的信息。

随着上海不断都市更新，虹口、闸北等原本的广东人聚居区已不复存在，原先的广东籍上海人也进一步迁至上海各处，或迁出上海，散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只有走在南京路上，那些百货公司的建筑，才会提醒我们这一段广东人在上海的历史。

澳洲昆士兰大学的黎志刚教授一直在做中山人在上海的研究，曾出版新新百货李敏周之子李承基的口述史。前些年经常碰到黎志刚教授，也曾聊起这个研究方向，可惜没有深入请益。2021年4月，突然传来黎教授去世的消息，让人震惊不已。谨以此文纪念黎志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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