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麟春

张作霖作为旧中国的一名军阀，不说其他，仅在东北当地中，他的口碑非常好，大多数东北人提起张作霖都尊称张大帅如何如何，而在民间传说中，他也是极具传奇性的人物。

当然，作为军阀，他的生涯中有很多污点，如与日本人纠缠不清、处决李大钊、穷兵黩武等，但他对东北也是有功的，首先就是在他生前没有土地被割让，保证了东北主权完整，其次就是建设东北，发展了东北经济，培养了很多人才，在军事方面，他更是大力发展兵工厂，使得东北军的战力在当时非常强大，而说起建设兵工厂，就不得不提韩麟春这个人。

韩麟春，字芳辰，1885年出生在辽宁辽阳的一个富裕农家之中，他的父亲名叫韩继武，为人思想开明，颇有见识，为了让家中孩子能上学，他不惜将大量地产变卖，凑足钱财供韩麟春和胞弟韩麟生出国留学。

青少年时期，韩麟春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学校中也是名列前茅，1904年，18岁的韩麟春通过了清政府练兵处的考核，得以前往日本留学，在父亲的支持下，他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不久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

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发现东北军事教育等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遂立下志向刻苦求学，发誓要为东北争光。

在陆军学校学习了三年，韩麟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后，他进入清政府陆军部军械司担任科员，先后升任军械司司长、陆军讲武堂教务长等职。

清政府政权被推翻后，韩麟春进入北洋政府陆军部担任科长，在此期间，他因为研制成功了“韩麟春式”步枪得以被授勋，1916年6月起担任陆军部参事，1919年，他奉命前往欧洲考察军事，并代表陆军部担任巴黎和会军事委员。

1921年12月，鲍贵卿担任陆军次长，韩麟春因为和鲍贵卿是同省关系，再加上两人此前就有交情，被委任为陆军次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韩麟春被免去了陆军次长的职务。

韩麟春被免职后赋闲在家，此时他的校友杨宇霆在东北军身居高位，通过杨宇霆的举荐，韩麟春被张作霖任命为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当时，张作霖积极进行整军经武，准备发动对直系的战争，因此他拨出巨款扩建兵工厂，因为韩麟春此前的经验，张作霖对他非常看重，而兵工厂的扩建和管理等大多出自韩麟春的建议。

张作霖作为东北王，明白当时的中国缺乏的就是先进技术，在军事方面要学习的自然是西方国家，因此他在东北经济发展后，就拿着钱买“技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其利益被战胜国瓜分，为了削弱德国的军事实力，避免德国再次挑起战争，大量的德国兵工厂机器被摆上货架，成为各国争抢的首要目标。

在这些机器中，有一批克虏伯设备被荷兰人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打了广告，当时的中国军阀都想着搞枪，没有人会想到弄机器回去生产武器，恰恰张作霖是个例外，他正好要扩大兵工厂，这批机器就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一般。

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不就是钱嘛，自己有的是，他立即让手下找来了韩麟春，批给他五十万经费，由官银号汇款，让他去上海协调购买这批机器。

韩麟春到达上海后住在一家豪华饭店中，由于他是个生面孔，再加上出手阔绰，饭店里的人就起了别样的心思，引诱他上大轮盘“耍一耍”，没想到韩麟春“赌运不佳”，屡战屡败，一个晚上就将买机器的钱输进去大半。

韩麟春见此索性来了一把豪赌，将剩下的钱全押了进去，结果不言而喻，他带来的五十万元全部输光了。

韩麟春怕张作霖怪罪自己，硬着头皮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大帅，实在对不起，五十万买设备的钱让我给输光了，东北我是没脸回去了，只能跳黄浦江向你谢罪了。”

张作霖接到信后并没有生气，反而是骂韩麟春输了就输了嘛，还要寻短见，真是丢自己的人，骂完后他又笑呵呵地说韩麟春肯定是在上海让人给坑了，当即找来军需处长，指示让给韩麟春再汇一百万过去，电报上特意指示其中五十万捞本，五十万买机器，买好了就回来，不要再耽搁了。

随后，他又指示自己的副官给上海那边发了封电报，让他们查一查，还特意指出韩麟春是自己的人。

韩麟春正在进退维谷、生死难料的时候，接到了张作霖的电报，当真是喜从天降，他看到张作霖给自己汇了一百万，还指示其中一半用来捞本时，顿觉信心百倍。

第二天，他重新上了赌场，但这次可跟上次不一样，自己这次是奉了“圣旨”来的，自然是无所畏惧。没想到这次韩麟春赌运亨通，一晚上赢来了四倍于本金的钱，他也感叹是张大帅给了自己好运。

然而韩麟春不知道的是，张作霖的那封电报起了作用，那个赌场不知道韩麟春是张作霖的人，得到消息才知出了大事，这次韩麟春来玩时更是不敢做手脚，反而故意“输钱”，白送了他几百万。

韩麟春为了感谢张作霖，将赢来的钱全都用来买了机器，超出了预定规模好几倍，使得沈阳兵工厂成为了“中国的克虏伯”，它也被人们戏称为“赢来的大兵工厂”。

不得不说，张作霖作为草莽英雄，其用人智慧真的很有深意，他在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怪罪韩麟春，反而大手一挥又给打了一百万，对此事既往不咎，使得韩麟春对张作霖时忠心耿耿，自然是尽心竭力地为张作霖效命。

此后几年，韩麟春又先后从德国和日本购入了部分机器，到1926年时，东三省兵工厂的规模之大、设备之完善，已经冠绝全国，当时由于设备采购于国外，国内没有多少人懂这些，在韩麟春的建议下，张作霖又花费重金从国外招聘了工程师和技术员，每年花费在这些国外技术人员身上的钱财就多达一百万元。

从1923年起，沈阳兵工厂每年可以制造山炮、野炮、重炮等约一百五十门，此外还有数百门迫击炮、步枪六万多支、机关枪一千挺以上，炮弹二十余万发，枪弹六十余万发，使得奉系军队装备冠绝全国。

1922年7月，张作霖采纳了杨宇霆的建议，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此机构作为整个奉系军队整编工作的最高管理机构，自然是位高权重，孙烈臣担任统监，姜登选与韩麟春两人担任副统监。

姜登选和韩麟春二人都是奉系中的士官系，孙烈臣还是吉林督军，时常不到任，因此陆军整理处的实权主要操纵在姜、韩二人手中。他们两人与杨宇霆一样，既排斥旧派，也排斥新派中的陆大系，对于士官系反而是着重提拔，一时之间，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在奉系军事集团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杨宇霆等人对旧派军官向来不看在眼里，送客时更是到门前而不出户，对于新派郭松龄的崛起也尤为嫉妒。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派遣六个军入关作战，以姜登选和韩麟春分别为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和郭松龄为第三军正、副军长，组成一、三联合军团，从山海关正面攻击直系主力部队。

战争开始之初，直奉两系大军在山海关到九门口一线展开了激烈争夺，双方拼杀数日均伤亡惨重，一时无法分出胜负，为了突破直军防线，郭松龄建议乘敌不备抽调精锐攻击敌军方向，此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

第二天，张学良从山海关方面抽调了八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旅，由郭松龄亲自指挥，增援在石门寨的奉军，加强九门口方向的攻势，一度使得直军不断后撤，眼看抵挡不住，吴佩孚亲自到前线督战才将战线稳住。

对于郭松龄此举，姜登选和韩麟春二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郭松龄明显是在山海关进攻无望，想要在自己这里打开缺口趁此邀功。

几天后，韩麟春下令将借调到自己这里的郭松龄部两个炮兵营长长阎宗周、关全斌以渎职罪名撤职查办，郭松龄得知后，也亲自下令将姜登选亲自提拔上来的炮兵团在陈琛撤职，还下令让阎宗周和关全斌复职。

姜登选和韩麟春二人立即将此事给奉军总部发去电报，第二天，韩麟春又亲自赶回奉天向张作霖告状，说郭松龄嚣张跋扈，要求将他军法从事。

张作霖鉴于前线正在激战，从中调和后，下令将陈琛、阎宗周、关全斌三人全部官复原职，勒令姜、韩、郭三人不得再滋事才算作罢。

此次撤职事件虽然平息下来，但郭松龄与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矛盾已经公之于众，大家谁也不服谁，郭松龄在后来给张学良的信中还说韩麟春此人暴烈冷酷，不能相处。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冯玉祥倒戈，直系一败涂地，奉系势力也迅速扩张到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一带。

战后，张作霖论功行赏，他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有功将领中，只有韩麟春和郭松龄没有得到任何地盘封赏，但不久之后，韩麟春就接任了东三省兵工厂督办这一要职，算来算去，只有郭松龄一无所获，遭受了冷遇。

郭松龄对此非常愤怒，他不敢表达对张作霖的不满，只能将目标对准了韩麟春等人，他曾对高纪毅抱怨说东北的事情都让杨宇霆、韩麟春这些留学生给弄坏了，想要挽回东北颓势，必须要“清君侧”才行。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反奉，在滦州他痛陈张作霖、杨宇霆穷兵黩武的罪行，还将从安徽撤退途径滦州返回东北的姜登选枪杀，报了当年之仇，当时韩麟春因为患病在东北休养，得以幸免于难。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任命韩麟春担任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是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两军联合作战，从此，张学良和韩麟春共事多年。

1926年1月，郭松龄余部魏益三旅归附了冯玉祥，改称为国民军第四军，奉系部队出兵攻打，魏益三率部撤往昌黎、滦县，冯玉祥派兵救援，双方隔着滦河对峙一个多月，三月中旬，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撤离，退守至北京。

张学良和韩麟春立即率领三、四方面军团挺进京郊地区，4月15日，国民军放弃北京，退守至南口，从7月中旬起，奉系、鲁系、直系等各部联军朝南口发动进攻，8月1日发动总攻，张学良和韩麟春亲赴前线督战，奉军调动了所有炮兵和数万步兵，以猛烈的炮火压制对方，但均没能攻破对方阵地。

韩麟春建议张学良派吴俊陞、汤玉麟部从热河攻击多伦，在国民军背后迂回，张学良立即下令，吴俊陞、汤玉麟部在独石口一线击败了国民军宋哲元部，遂率军长驱直入，攻击国民党的大本营张家口，14日，国民军从南口撤退，次日，奉军占领南口，此战中，韩麟春贡献颇大，张学良也见识了此人的指挥才能，对他颇为看重。

在南口战役期间，吴俊陞部穆春的骑兵师纪律败坏，土匪出身的王永清骑兵旅在攻占多伦后，纵兵抢劫，居然将庙中供奉的金佛都抢走了，此举引起当地民众极大愤慨，告状信一度传到了张学良和韩麟春的司令部中。

张学良大怒，立即和韩麟春带着一营卫队从北京乘专车抵达张家口，对于王永清部，张学良一下车就命令卫队长在车站附近将对方包围起来严密监视，随后又让卫队长姜化南代替他训话，没想到姜化南刚到场内就被一名军官击毙，外围卫兵立即以重机枪扫射，现场乱作一团。

张学良和韩麟春在车内大声制止并无效果，场内士兵死亡众多，王永清也当场被捕，张学良和韩麟春乘坐的专车被打得遍体鳞伤，张、韩二人虽然受到惊吓，但并无大碍。

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进展迅速，吴佩孚和孙传芳难以招架，奉系成了北洋军阀的重心，11月中下旬，张作霖咋天津召集各路军阀将领开会，讨论“援孙”、“援吴”等问题，吴佩孚和孙传芳也派了代表参会。

会上决定由鲁系部队援助孙传芳，以奉系部队援助吴佩孚，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杨宇霆担任总参议，韩麟春升任陆军上将。

1927年2月，张作霖借“援鄂”对抗北伐军为名，分兵两路进军河南，一路由褚玉璞部鲁系部队沿陇海线进攻开封，另一路由张学良、韩麟春率领奉系第三、四方面军团沿京汉线进攻郑州。

当时吴佩孚部已经败退到湖南，他明知奉系不安好心，想要阻止也无济于事，只能以靳云鹗等部进行反击，3月5日，张学良和韩麟春亲临前线督战，奉军先后攻占了中牟、荥阳、郑州等地，奉军虽然取得胜利，但也消耗了不少力量。

在进入河南作战同时，张作霖又派遣韩麟春到山西动员阎锡山与奉系合作，但没有成功，韩麟春给张作霖发电报称阎锡山已经与蒋介石、冯玉祥结成同盟，应立即派重兵进驻石家庄，防止晋军出娘子关。

4月下旬，北伐军进入河南，5月上旬，冯玉祥又率部进入豫西，不久之后，阎锡山宣布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威胁奉军后路。

6月1日，北伐军和冯玉祥部在郑州会师，奉军只能向北退却，张学良和韩麟春率领部队撤退到汲县时，黄河以南地区全都被北伐军和冯玉祥部占领，张学良将这次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韩麟春。

原来当初进军河南时，张学良主张进到磁县就可以了，但韩麟春按照杨宇霆的示意极力南进，如今造成这种被动局面，张学良认为是韩麟春急功冒进所致，但韩麟春拒不认错，反而顶撞张学良，张学良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私下里还对自己的部下说要是郭松龄在，他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

面对大军压境的不利局势，奉系内部也分为战和两派，其中张作相、吴俊陞等人主张退守关外，但杨宇霆、韩麟春等人又希望能和蒋介石议和，他们强调团结北方，统一军政大权的重要性，韩麟春还提出拥护张作霖成为国家元首，此时他和其他将领一起发表通电，请求张作霖出任安国军大元帅。

6月18日，张作霖发表就职演说，将北方军队一律改称为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韩麟春仍担任第四军团军团长。

同年八月，蒋介石派何成濬前往山西联络阎锡山，途径北京时曾与韩麟春见了一面，韩麟春和何成濬在日本留学时曾是同校同学，交情很深，当时韩麟春正卧病在家，他们在床头边洽谈。

韩麟春问何成濬：“听闻兄正在徐州作战，怎么又到了北京？”

“我要前往山西，路过北京，听说你抱病在家特地来拜访。”

“你所说的任务大概就是要去动员那阎百川（阎锡山字）吧？”

何成濬听到后并不意外，坦言说道：“正是，若是能够成功，将来平津发生战事，我们也能相互呼应，你们难免会腹背受敌，我们彼此也是多年好友了，告诉你也没什么的。”

韩麟春听后对何成濬说阎锡山可以动员，那么张家父子自然也是可以动员的，此后，蒋介石派何成濬与张学良秘密谈判也大多源于韩麟春的这番话。

1928年初，韩麟春病势严重，不得不返回东北治疗，他的职务也由杨宇霆接任，此后再未出任军政职务，1930年1月18日，韩麟春因病在沈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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