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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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06 13:56:13
东干人:迁移到中国国境之外的集体群像
近些年,东干人来中国的数次频繁了,但不管是谁来、来了多少次,他们都要在西安的城门上拍三下,然后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可能缘自白彦虎的“口唤”,是在为白彦虎“招魂”。对此,人们能理解,但在“我回来了”之后,东干人又把陕西说成“我爷的省”,这就不应该了——事实是,陕西省是中国的陕西省,不可能是某个人的省,而陕西省有没有白彦虎都无所谓,也都不影响它是陕西省,更谈不上陕西省是“我爷的省”。
东干人,指迁移到中亚的中国陕西及甘肃的回族后裔。他们认为自己与中国回族同源,称呼自己为“回回”,1942年苏联以“东干”一词为这支族群命名。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人口约10万,在各中亚国家属少数民族。
东干人在哈萨克斯坦有36,900人(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有51,766人(1999年),俄罗斯有801人(2002年)。2010年人数约112426人,分为两支:一支为陕西东干人,约42404人;一支为甘肃东干人,约51132人。其余散居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东干人大多分散在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和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也有一些东干人社区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二道沟乡、奥什州。
白彦虎于1862年-1870年以“反清保回”为口号起事,后被左宗棠击溃,其中一支回军逃至当时俄国七河地区;其后,1880年代,俄国政府将其侵占的伊犁地区交还中国,大批回族人陆续迁入俄国境内,两次迁徙近万余人。
一说“东干”一词源自突厥语qurup qalghan(意为“定居者”)或donan(意为“回来”),是突厥人、塔吉克人与俄罗斯人对中亚地区与中国境内回族的称呼。亦有流行说法指百年前回族迁入中亚时,被问到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东岸”(甘肃东边、汾河东边),从此东干成为这个回族分支的称呼(也有敦煌与潼关之意)。相对地,中国学者更赞同后者的说法。
语言和口歌
俄罗斯一些学者曾经将东干人作为一个民族来研究,但这在中国学者们的眼里,他们和中国回族无异,在丝绸之路上,应该是迁移到中国国境之外的集体群像。
东干人使用汉语,系中国汉语北方方言中的陕西方言与甘肃方言的混合,现代东干书面语言是以甘肃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甘肃方言的语音为标准语音,以20世纪40—80年代东干人作家创作的东干语文学作品为标准语法规范的现代语言。甘肃方言被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及学校。
东干人的语言还保留着古汉语的说法“衙门”、“大人”、“衙役”、“学堂”、“使唤”、“路数”、“营生”,这是东干人每天都要说的词。他们称总统为“皇上”或“皇帝”,称商店为“铺子”,称银行为“钱庄子”,称货币为“贴子”,称朋友为“联手”,称理发师为“待诏”,把“签名”叫“画押”,把结过婚的妇女叫“婆娘”,等等。
东干人语言中中有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 [r]音的借词,所以,在其语音系统中多增加了一个颤音[r]音位。东干语有三个声调,在东干文字上不表示出来。东干语与普通话相比,还有不少差别。例如东干语名词中有“数”的语法范畴,名词通常在其后加上附加成分-mu表示“们”,在普通话中“们”只能加在表示人的名词后面,但在东干语中,表示物的名词后也可以加-mu(们)。另外,在普通话中没有那么多的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借词,但在东干语中却有许多 。
东干人早先多不识字,只有少数人能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小经”,以后又用过拉丁字母,1953年以后,推广使用一种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并用这种文字刊印报纸、教科书及其他书籍。
由于生存需要和受教育的结果,使这个原本操用单语的民族群体渐变成了一个多数人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民族,并且由于语言环境和教育的原因,部分东干人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它民族的语言。同时,双语化进程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凸显出来,又使东干人认为东干语这一从语言学特征上讲的是汉语西北方言特殊变体的语言就是东干人(回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语言观。
由于与其他民族杂居,中年人均能讲流利的俄语,有的通用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或乌兹别克语。
今天,有些人说东干人之所以多年乡音不改,是因为他们不忘中国,其实,他们迁移到中亚转变语言,本身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面包含更多的是他们迁移后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和他们忘不忘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太多情,与“爱中国”扯上关系。经过百多年融合,中国当年这批回族人的后代已成为多个中亚国家的民族一员。他们的民族已是“东干”,他们的国也都在中亚。
在宗教信仰方面,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最初移居俄国时,逊尼派的陕西籍回民与苏菲派门宦的甘肃籍回民各行其是,以后逐渐趋同。现均属逊尼派,信仰虔诚,遵守哈乃斐学派教法。
白彦虎在世时,东干人即在七河地区修建了40多所清真寺,均为中国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生孩子后请阿訇取经名。生活中严格禁酒,不食禽鸟飞鱼类,严禁吃猪肉。清真寺的阿訇有东干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他们在群众中普遍受到尊敬。东干人的名字男性一般为哈桑、阿卜杜拉,女的为法蒂玛等。姓氏则以“马”为主,按照中亚人习惯,男的称阿卜杜拉·马基耶夫,女的称法蒂玛·马基耶娃。
在文化方面,当代东干人的文化相当发达,出现一些著名的东干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出版了一些著作,如《苏维埃东干史纲》、《现代东干语词汇统计、后缀统计与计量单位的语法特点》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国际学术界已将东干人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进行考察研究。
在生活习惯方面,100多年来,东干人既能与周围的穆斯林民族友好相处,适应当地的一些穆斯林风土民情,又能将中国回族文化中的习俗、语言保留下来。如喜食面食,仍用筷子吃饭,食品也保留原来名称,如莲花白、黄瓜、凉粉、卤面、面片儿、馍馍、胡椒等。大多数东干人都讲东干语(即汉语),语调中仍有纯朴浓重的陕西、甘肃方言和一些北方汉语成分。结婚时讲究嫁妆、彩礼、闹新房。
东干人在他们的聚居区建造了一些清真寺,有的仍然是中国式建筑。东干人男子多戴白色或黑色带花纹的圆形小帽,妇女多戴白色盖头或头巾,有的老年妇女还喜欢扎腿带子。在婚礼或喜庆的日子里,中青年男子多穿西服或上衣,套一件黑色马甲。妇女多穿下腋开襟绣着花边的旗袍或连衣裙,喜欢穿绣花鞋,喜欢戴金银手饰,如戒指、耳坠、手镯、项链以及胸花等。
在早期,结婚时新郎一律穿蓝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上插红花,肩披红绸,属典型晚清时期新郎打扮,后来改为西装礼帽。但是新娘仍然梳燕燕头,戴上假发套,插上金银首饰和各色的绢花。身穿绣花大襟长袍,配一方大披肩,裤腿绑带上系着银铃,脚登绣花鞋,手里拿一块大花帕子,始终保持着清代打扮。
东干人结婚时还要耍公婆,在新郎家父母的脸上抹上红颜色,让前来祝贺的人任意取乐。这很像中国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回族的结婚习俗。东干人在中亚地区使用东干语、俄语或其他语言,对外交际多使用俄语或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对内使用东干语。东干语其实就是中国陕西、甘肃、宁夏一带西北方言中的中原官话(关中片和陇中片)。东干语内部有陕西话和甘肃话之分。东干语的标准语是甘肃话口语。
东干人的文学可分为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两个方面。其中,口传文学形式非常丰富,有儿歌、口歌儿、口溜儿、猜话、倒口话、曲子、故今等。在这些口传文学中,尤其是“口歌儿”(里面主要是谚语),它不仅是东干文学的一种口头创作,也是中亚东干人劳动人民语言艺术的结晶。它不仅反映了中亚东干人对自然规律、社会事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家庭观念、是非善恶、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蕴含着浓郁、多彩的民俗事象。
另外,东干人还有自己的特色歌谣。如东干人喜欢和睦、热闹、快乐的大家庭,重视亲情,他们在口歌里说:
家呢有个三件宝,鸡儿叫、狗咬、娃娃吵。
不说不笑,耽搁哩老少。
无事调唆分家没下场,大锅呢的饭有味吃的香。
手拉手,攥一把,头顶儿抹到脚底下。
回回的亲,扯扯蔓的根,不掏还罢哩,越掏越深。
东干人保留了中国传统观念,喜欢男孩,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倾向,如:一儿一女活神仙,无男二女心不甘。
给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女死毁一半,男死连根烂。
老子弹脚,娘陪手,再养女子就是狗。
再如东干人的婚嫁严守伊斯兰教规,男女双方都是穆斯林才能通婚。东干女子一般不外嫁,反对近亲结婚,一夫一妻制不太严格,有娶小的习惯,他们的口歌里就说:
衣裳帽子搅乱哩,回回嫁哩黑炭黑炭(中亚人对吉尔吉斯人的戏称,也叫“黑娃子”)哩。
亲上不能结亲,亲上结亲,剁断筋。
骑驴的腿不闲,娶两个婆姨的嘴不闲。
一天的谋囊,赶早喝上二两,一世的谋囊,办上两个婆娘。
头一房当墙,第二房当娘,第三房搭上个板板儿供养。
一人娶九妻,不够哩再娶去。
因为东于人的婚礼至今仍然保持着中国“六礼”的传统,同时有回族的习俗。婚嫁中男方先打发媒人到女方家提亲,要有父母的“口唤”。“给话”后要吃“定茶”,送卡利姆,定日子。女子出嫁前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坐炕”,静坐三天,回忆父母的养育之恩。新娘出嫁前一天,与女友在小屋里或唱或哭,悲叹分离,东干人叫“少女会”。结婚时男方用花车迎娶,在洞房要请阿訇念“尼卡哈”。晚上青年男女“遭房”耍新娘子。所以,他们的口歌儿里说:
天上无云雨不通,地下无媒结不了亲。
一家的女儿百家问,抄花子过来捣一棍。
媳妇儿到门前,还得一个老牛牵。
见官司——说散场,见婚事——说成双。
每一家东干人生活中都离不开茶,早晨、中午、晚上都要喝茶。他们喜欢喝印度红茶,有时也喝花茶,喜欢喝浓茶。在东干识字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写道:
天天早上起来哩,各家各户;
先喝茶呢,不吃饭,也不吃肉。
格鲁吉亚的太阳,库拉的浪;
都在茶叶里头呢,血咋不旺。
人说心里闷的慌,浓茶喝上;
寿数能长脸色好,身体强壮。
别的嗜好我没有,就爱喝茶;
人老几辈都喝呢,我妈我达。
东干人的口歌儿里,也有关于喝茶的内容,如:
馍馍不吃茶不喝,心中有话难得说。
喝哩酽茶酽:浓,中国西北方言。就是搔,喝哩淡茶灌尿脬。
从信仰上看,东干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中亚其他穆斯林民族相比,他们更虔诚,更谨守教规。口歌中说:
人爱主爱,人不爱主不爱,
人忙主不忙,早晚下一场。
人有曲曲心,安拉有过过路。
洗手洗到肘,吃饭送到口。
回回是鱼,三天不洗就是驴。
树迎风呢,财贝迎拜俩拜俩:灾难,阿拉伯语借词。呢。
东干人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以礼相伴,他们特别重视伦理观念,崇尚礼仪,讲究“三德十行”,注重乡情和友谊,群体意识比较强。口歌中说:
一省一个乡俗,一城一个礼仪。
读书要得知识深,学不下礼义不如人。
伸手不打礼行人,出口不骂老年人。
家呢不瞧人,出门没人问。
不走的路过三遍,不用的人用三遍。
人给人不报恩,在世就是活畜牲。
中亚回族经受了许多痛苦和折磨,也亲手创建起了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他们相信命相、运气和洪福,但更相信人定胜天,勤劳致富。口歌中写道: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运气命大跟前坐,无运命小跟前过。
时不来,运不通,担上个扁担学营生。
鸿运到哩家,扁担开哩花。
诸葛亮能掐会算,不迭司马的洪福遮天。
银钱是英雄身上的垢甲,是多会有命能挣下。
把运气不要当本事的使。
东干人的丧葬与陕甘宁回族一样,人死后实行土葬。要请阿訇念经,过“乜贴”。坟地直着向下挖两米左右深,向北挖一个长条洞,将埋体头朝北,脚朝南,面向西放好,用土块将门洞砌严,把直坑填平,上面堆成一个长条形的坟堆。就像口歌里所说:
头往北,脚往南,四十个土块插的严。
东干人的葬礼中,还有“添油”的习俗。人死后亲朋好友都要给死者家属进行帮助。起初是送油,所以叫“添油”,后来改送钱。这在东干口歌里也得到了反映:
把我好比黄风地呢一盏灯,
灯灭了无有一个添油,拨灯的人。
以上东干人口歌里的民俗事象,不仅反映了中亚回族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也反映了东干人的民俗心理、民俗风尚和民俗文化。如果将这些民俗文化和中国西北地区作一对照,就会发现中亚的东干人虽然和中国相隔甚远,但是“去国万里情不改,离乡百年魂尚存”。尽管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定差异,但风俗习惯还是同宗同源的。这对深入研究西北历史风情、伊斯兰文化的亲和力以及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移民史、华侨史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白彦虎是“东干人之父”?
2017年02月15日的华商报发表了一个无名作者的文章《赶往“阳光灿烂”的纳伦市》,其中是这样记述的:
白彦虎主要的成就是造就了中亚东干人这一族群。离开新疆的白彦虎本来打算率部去阿拉伯,途中来到仅有数百人的纳伦镇,由于当时遭受到暴风雪的袭击,到达后找不着粮食,只有煮树叶、树皮吃。镇政府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经向上级请示后扣留了白彦虎部所携带的金银财宝和武器。白彦虎认为这里不宜久居,决定向托克马克前进,当到达纳伦河边时,却发现无桥渡河。白彦虎强行命令队伍踏冰过河,渡过河的幸存者,终于在中亚大地上得以繁衍生息,形成了今日的东干族。
如果查阅这些年来有关白彦虎的一些文章,类似于此的报道或者记述还有不少,都认为白彦虎是“东干人之父”。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所谓的“东干人之父”于白彦虎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回民族是中国独有的民族,真正有这一提法是在民国的时候,也就是说“回族”的称谓是近现代才有的。在此前,人们将“回族”称为“回民”,与“回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甚本可以这么说,它包括当时信仰回教(伊斯兰教)的所有民众。现在所说的回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在清代维吾尔族被称为“缠回”,他们当时所居住的新疆东疆与南疆地区被称为“回疆”。
这是一个大的“回民”的概念,但并不是说“回民”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如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则将内地回民,也就是今天说的一些回族称为“东干”,因为他们相对集中地居住在甘肃东部,即现在的宁夏以及甘肃的平凉、庆阳和陕西的宝鸡、咸阳、西安和潼关一带,这个“东干”可以理解为甘肃东部,即“东甘”(作“Tung’gen”或“Tung’gan”)。同样,因回族中马姓较多,四川彝族地区当时将他们称为“马家(Majia)”;云南的佤族和傣族将他们称为“帕西(Basi)”,意为来自波斯的人。如此等等。
1830年白彦虎才出生,这一年英国与德国开始用“东干”称呼新疆回族,随后“东干”一词被广泛使用。因此,纵使有十万个理由,白彦虎也不可能是“东干人之父”。很显然地,沙俄当时是借了“东干”这一词,用它来称呼白彦虎及其由新疆逃入沙俄境的残部。但沙俄借用过去的这一词只能是指白彦虎这一支回族人,而不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等民族说的“东干”。
一个词在这里有了两种意思,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指代,俄罗斯人有俄罗斯人指代。这本应该是个历史的产物,没有什么大小怪的。但随后俄罗斯人又对白彦虎这一支回族人进行了文化舆论上的包装,为“东干”赋予了新的含义即“回来”,而我们今天却不知道让白彦虎这一支回族人“回来”干什么。
民国的时候,中国人叫响了回族这一称谓,旧有的“东干”被渐渐遗忘,而那个时候白彦虎已经死了,他和他的残部的后代在异国的土地上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双语时代”的必然。被冠以“东干人之父”的白彦虎不但没有对这群人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作出任何事情,比如在文化、宗教等方面有所创新等等,反而使追随他而去的那些人分为两支:一支为陕西东干人;一支为甘肃籍东干人。而在白彦虎刚逃入沙俄不久,沙俄七河省总督下令喀喇库努斯东干村村民选举“族长”,乡民们对人选发生分歧,白彦虎还有过落选的经历。从中,不难看出白彦虎在东干人中的影响力是很我限的,而要说他是“东干人之父”显然是夸大其词。
白彦虎其人
胡振华主编《中亚东干学研究》有这么一个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军中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白彦虎之兄白彦龙的妻子)在灶房做饭时大发牢骚,埋怨白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彦虎,声更高了,白彦虎一怒之下杀了亲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275页)。
这就是在中亚东干人中广泛流传的“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被人们今天一些不熟悉历史的网民以及一些颠倒黑白的所谓专家“美化”了。王国杰《重新评价白彦虎》:
1993年6月,笔者在中亚寻访了白彦虎第二个孙子黑牙支·白彦虎。他给我讲述一段很珍贵的口碑史料《白帅杀嫂》:过戈壁滩时由于条件太差,一些意志薄弱者牢骚不断,军心不稳。一天,白彦虎的亲嫂(白彦龙之妻)在灶房里边烧火边发牢骚,抱怨不该进戈壁滩,不该再往前行。围观者不少,一些人也随声附和。白彦虎几劝无效,遂提刀砍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面向墙壁睡了三天。其兄白彦龙原系清朝武举人,后随白彦虎反清直至肃州(今酒泉),被清兵炮火击中身亡。这时,为了稳定军心,他又杀了亲嫂。他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超人的。不是一位成熟的领袖,他很难做到这一点。(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01期)
在王国杰的笔下,白彦虎是一位“民族英雄”,并为白彦虎塑造了一些“神奇”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被称作“青龙救白虎”,大致是这样的:
西宁兵败之后,清军追赶义军,白彦虎亲自殿后。在撤退时,路遇两丈宽的大沟,众人过去后,白帅一人仍在挡敌。待追兵围上来之后,白帅对青马耳语道:“你是我的良驹驮我过沟,若不是我的良驹我们一块完。”说完,连抽几鞭。没料到青驹一跃而过,吓退了追兵……这匹马死后,东干移民曾隆重祭奠了一番……为纪念此马,移民们将它称为“托虎的莽”。当地人少,移民势众,故后来俄罗斯称此地为“托克马克”(音译),沿用至今。
很明显,白彦虎在这里成了“虎”,青马成了“龙”,“美化”变成了“神化”。王国杰一口一个“白帅”,把白彦虎说成了“超人的”,说什么白彦虎在一路溃败中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为部队殿后,身上有很多的伤等等,并引用俄国人的说法,称白彦虎“身体十分健壮,目光炯炯,反应机敏……穿的是亮黄色丝绸衣衫,属地道的中国款式……他的体形、他的步伐反映出他很有自信心”……言语与文字间无不为白彦虎浓墨重彩,力求将其“变”成一个光辉的伟大形象。
网上有一些王国杰的个人资料,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从照片上看,年岁已经不小了。据说,王国杰长期从事苏联与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教学、研究,是发现东干族第一人。1990年、1993年、2004年曾三次访问俄罗斯和欧亚十几个国家,有不少的头衔。然而,让人痛心的是,这些丰富的经历与可贵的头衔,并没有改变王国杰在国家与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提高其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成了其为白彦虎之流洗白与开脱的幌子。
历史是用来学习的、借鉴的,还是用来研究的、缅怀的,不是被一些人用来翻版的、颠倒黑白的,唯有如此,才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续和发扬我们的事业与理想。
1873年,白彦虎出逃新疆后首先抵达哈密,在那里他与维吾尔族头目玉素皮联合,攻占哈密王城。其后,劫持哈密王迈哈默特之母至吐鲁番,投靠了占据新疆的外来侵略者阿古柏。按胡振华主编《中亚东干学研究》的记述,其杀死亲嫂应该是在盘据今米泉县古牧地一带之前,也就说是在投降了阿古柏之后。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还要杀嫂呢?事实恐怕不是“稳定军心”那么简单。
《新疆简史》是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期间对白彦虎的记载与前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清史人物传稿中所述基本一致,是关于新疆历史的权威著作。在这本书里,明确将白彦虎定义为侵略者阿古柏的鹰犬,一个叛国者、民族的败类。而他杀嫂无非是想对那些追随他一起逃亡新疆的那些人造成威慑,跟着他一起扮演这种不光彩的角色。可耻的“私欲”与恶劣的行径在这里不言而喻,根本不是“三天没吃饭,面向墙壁睡三天”就能开脱的,也更不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超人的”。
除了向阿古柏表“忠心”之外,白彦虎还有逼迫手下之人的意思,让他们和自己的一起干,一起出卖国家,也让自己的手上多一些筹码。其心可诛,卑劣险恶至极,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在1873年至1876年,白彦虎活动于玛纳斯、乌鲁木齐一带的三年时间里,他认为自己势单力孤,非常有必要与阿古柏合流,对阿古柏可以说是有求必应。1876年春,左宗棠派刘锦棠率主力出星星峡,揭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序幕。随后,刘锦棠率军进驻吉木萨尔,发动奇袭克复阜康,直指古牧地,全歼守敌约6000人。白彦虎当时不在城中,得免一死。
随着清军向乌鲁木齐推进,白彦虎等人逃往达坂城,又由达坂城托克逊。在托克逊,白彦虎见到了前来督战的阿古柏,没想到阿古柏见他已经势单力薄,已经没有多大的能力了,不仅对他态度非常傲慢,还强迫他和他的部众剃辫易服。可见,白彦虎当时已经是铁了心地跟随阿古柏,成了阿古柏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他“英勇殿后”进一步地保护了阿古柏及其残匪的逃窜。
清军攻下吐鲁番市,白彦虎又西逃而去。在逃跑中烧杀抢掠,裹挟民众,使当地维吾尔族人怨声载道。坐镇喀喇沙尔(焉耆)的阿古柏听到消息坐卧不安,连忙召开军事会议,阿古柏的儿子海拉古因为战事失利,害怕受到处罚,迟迟不肯动身,白彦虎却积极地响应了,策划如何与阿古柏一起继续负隅顽抗。
1877年5月28日阿古柏在库尔勒暴死,其伪政权陷于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但白彦虎却站出来勇敢地“殿后”了,开始“保护”海古拉和另一军事头目艾克木汗先后西窜。不但抢劫掠了当地百姓的秋粮,还利用掘开都河水为屏障,阻止清军,以致“漫流泛滥,阔可百余里”。其对侵略者的“忠心”在为里可见一斑,为何?答案只有一个——这伙人“平日谄附俄人”(《光绪朝东华录》,第540页),与俄国人是老交情了。
当然,此时,白彦虎也已明白自己不能完全依靠这伙人,于是,他派人“赍所掠金银货宝,由俄属布鲁特(吉尔吉斯)赴俄国买路求生”(《光绪朝东华录》)。接着,他由焉耆逃到库车,又由库车西逃至拜城、喀什噶尔,落了个“饥疲殊甚”、溃不成军。在那里,他与从和田来的阿古柏的大儿子伯克胡里会合进攻汉城,数日不下,并在清军到达喀什噶尔之前,在当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劫掠。
1877年12月18日,伯克胡里经明约洛(地名,曾称乌兰乌苏,位于赫色尔河北岸,系喀什噶尔通往中亚交通要道),19日晨,白彦虎经恰哈玛,各走各的路,不约而同地都去投奔新主子去了。沙俄驻奥什的司令官杨诺夫少校早已派人在纳伦河迎接他们。他们一到,即令过去,清兵追至,则予拦阻。至此,白彦虎走完了他在中国的所有历程,但他的身后还有这样几个问题:
1.到底杀了多少人?
今天公认的事实是,白彦虎以杀人最多而被推举为回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也说他善于设伏,多次击败清军, 沿途常对汉民村庄烧杀抢掠,在陕西、甘肃造成极大破坏。但是,他杀的是清军还是汉民,或者说是杀了多少清军、多少汉民,一直被含糊其辞,就连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是为什么呢?
2.部下真是死心塌地追随白彦虎?
1877年,在清兵追击下,白彦虎通过焉耆西撤。其时,部众中一些人并不想追随其西去,但是,白彦虎还是坚定地投奔俄国了。
据焉耆回族自治县史料记载,当时左宗棠清军把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从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各城裹胁的回族、蒙古族群众及白彦虎余部安置在焉营。左宗棠还请示清廷设立抚揖善后局,资助这些人在此地定居生活,主持抚揖善后工作的费道周,还从关内招募回民数百户,资助耕牛、农具、种子及生活物资,让其定居。仅此两项共安置回民男2200余丁、女1600余口。这是迁入焉营的最大的一批陕西回民。
3.白彦虎曾效忠于清廷?
白彦虎早年曾经效忠于清廷,清军镇压太平军的1861年,白彦虎被征入伍。虽说,清军的队伍里待了不长时间,但白彦虎一直不愿向人讲起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只说返回故地西安府,正好碰上陕甘回族反清叛乱,就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并坚持战斗到了最后。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不是不去触及就会被淡忘,真相往往是这样的:经历越久远,反而会愈加清晰,不是能回避了的。
东干人有自己的民族英雄
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东干人大约发展到了两万人左右,大部分居住在营盘和邵尔秋两个集体农庄内。在卫国战争期间,营盘集体农庄有283名回族青年参军,其中165人战死疆场;邵尔秋集体农庄有228人应招入伍,144人策划能够为烈士。这些在卫国战争中英勇战斗东干人青年中,获得最高荣誉的是苏联英雄满素孜·王阿訇。
和所有英雄的故事一样,王阿訇应征入伍的那一天也是非常感人的。
那一天是1942年12月某日,这时,王阿訇已经34岁,他有些悲壮地告诉妻子,我们要夺回沦陷敌手的国土,请你等着我胜利回来。之后,王阿訇在位于乌拉尔山脉东麓、西西伯利亚平原西南部的车里亚宾斯克进行了短暂的集训,被分配至第十三集团军,又接受了120毫米迫击炮手和基层指挥员的培训,被授予中士军衔。后来,因为他战斗素质好并会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汉语和俄语,被任命为反坦克炮排排长,并在1943年加入了苏共。
1943年,第十三集团军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库尔斯克会战是德军最后一次对苏联发动的战略性大规模进攻,意图通过对苏军造成大量伤亡从而全面夺回战略主动权。开战之前,德军掌握战略主动权,能够自主选择发动战略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但在战役之后,德军则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并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苏联红军从此开始收复国土的大规模进攻。库尔斯克会战因此被称作苏德战争的分水岭。
7月5日凌晨,德军两路夹击苏军,地点在库尔斯克郊外的波拉达萨瓦。王阿訇所在的部队与德军激战,敌人的炮火猛烈,王阿訇的炮兵排在激战中,很快被打得仅只剩下4个人了,百余名德军朝这4个人包围而来。其后,另外3名战友也牺牲了,阵地上仅剩的王阿訇也受了伤,他用最后一丝力量向德军投出一枚反坦克手雷,但这一枚手雷并没有爆炸。“几十个德国士兵冲进堑壕想要缴获迫击炮和散落的其他武器,还想抓活的。王阿訇藏在暗处,瞅准机会,抱起一颗迫击炮弹,拔掉了引信帽,砸向了座钣,炮弹爆炸了,他和周围的五十多个敌人同归于尽。”
这一幕被远处观察所的指挥员通过远镜观看到后,指挥员连夜写报告给上级为王阿訇请功,随后,王阿訇的事迹被第十三集团军作为典范在整个集团军中宣传。战役结束后的9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主席团授予王阿訇“苏联英雄”称号,并授予列宁勋章一枚。
后来,人们在王阿訇的故乡米粮坊的大路旁,建立了“满素孜·王阿訇纪念馆”,并以王阿訇的名字命名了米粮坊的一个街道和小学校,纪念碑的铭文内容是:
1943年7月5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炮兵第12师迫击炮第232团炮长满素孜·王阿訇在此地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
王阿訇是东干人中走出的战斗英雄,在其他方面,东干人也是名人辈出的。如:雅斯尔·十娃子为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作家、诗人;穆合麦·伊玛佐夫为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语言学家、作家;马尕子·马三成为苏联共产革命指挥官、政治家等。
东干人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1878年1月2日,随着清军克复和阗,清廷收复新疆之战取得重大胜利。其时,与阿古柏合流的白彦虎与伯克胡里(阿古柏的次子,乌兹别克人)分别率残部逃入俄境,被安插在楚河边上的托克玛克一带。俄国人为什么会收留白彦虎?这是因为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伊犁还在俄国人的手里。
清军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的连战告捷,让俄国人大为惊讶,清军攻克南疆后,伊犁的问题就被摆在了桌面上。但是,俄国人耍赖,并不想将伊犁归还中国。他们一面则在外交上玩弄朴种花招,以攫取更多利益;一面让指使白彦虎残部骚扰中国边境,力图牵制中国军力。
这中间有一段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871年,俄国人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因当时俄国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比较虚弱,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这一说法在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借此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为了达到不予归还的目的,俄国人不但绝将白彦虎引渡给清政府,并准许进入俄境的白彦虎余部5年不纳粮,20年不抽丁,为的就是拉拢白彦虎及其残部继续对抗中国。白彦虎及其残部对自己的新主子俄国人尽心竭力,曾多次分道骚扰清朝,抢粮饷,劫商旅,“戕官弁,杀行客,掠台马”(魏光焘《戡定新疆记》)。
1878年底双方谈判正式启动,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去谈判归还伊犁问题。但是,这个人对新疆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和俄国人谈点什么。临行前,有人建议他走陆路去俄国,这样可以途经新疆,熟悉该地区的地理环境,会对他的谈判有所帮助。他不以不然,选择了先乘船到欧洲,然后转乘火车至圣彼得堡,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给北京的地图,甚至连一些地名都是错误的。
北京方面开始意识到崇厚干不成事,但为此已晚。1879 年9月,与俄国人谈判的崇厚不仅没能让俄国归还领土,还将新疆的数个战略要地拱手送给沙皇,并使俄国人获得了宝贵的长期贸易特权,可以越过边境,深入中国领土开展贸易。这就是所谓的《里瓦几亚条约》。
北京方面对条约草案提出质疑,但崇厚回复说,条约已经备份完毕,无法更改,并于10 月同俄国人签署后,启程回国。消息传至国内,清廷一片哗然,已是第二次掌权慈禧太后拒绝承认该条约,怒斥崇厚为卖国贼。清廷的“主战派”认为崇厚天真而无能,强烈要求处死崇厚,并对俄国开战。第二年3 月,崇厚被定罪,判处死刑(最终因为西方人求情,得以获释,保全了姓名)。
左宗棠闻讯,立即向清廷陈奏分析利弊。他说:
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最终,清廷被说服。1880年,清廷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并作为钦差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精熟英语,风度翩翩。面对这一使命,他说:“我曾纪泽绝非崇厚,只要我当钦差一天,俄国人就休想再从中国割占领土!宁可谈判不成,也决不屈从俄国,签一个遭国人谴责、遭子孙后代唾骂的条约!”并于1880年6月抵达彼得堡,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谈判。
为配合谈判成功,左宗棠“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剑指伊犁,以军事力量策应外交方面的需要。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清廷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谈判伊始,俄方代表在谈判中傲慢蛮横,语言放肆,曾纪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俄方代表坚持不从“崇约”退步,声称为此不惜一战。曾纪泽毫无惧色,他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韧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
曾纪泽如此从容应对,甚至是针锋相对,一方面来自左宗棠与清廷给他的“底气”;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作为外交官的优秀与出色——他因为1877俄土战争大败与1879年国灾荒,洞察出了俄国人当时无力再战的实情。
1881年2月24日,《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中国成功挽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等处领土。1882年(光绪八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这时的白彦虎对俄国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他死了,只活了53岁。很明显,他和他的部众骚扰中国边疆,抢粮饷、劫商旅,即使被逼无奈,但那也是他们为了活下去选择的一种方式。
近些年,东干人来中国的数次频繁了,但不管是谁来、来了多少次,他们都要在西安的城门上拍三下,然后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可能缘自白彦虎的“口唤”,是在为白彦虎“招魂”。对此,人们能理解,但在“我回来了”之后,东干人又把陕西说成“我爷的省”,这就不应该了——事实是,陕西省是中国的陕西省,不可能是某个人的省,而陕西省有没有白彦虎都无所谓,也都不影响它是陕西省,更谈不上陕西省是“我爷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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