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为全世界所知是源于一起悲剧——亚美尼亚大屠杀，西方人认为此事与纳粹屠杀、卢旺达大屠杀可以并列为20世纪人类史上最著名的三大种族灭绝事件。亚美尼亚大屠杀给该民族造成了永久的伤痛，但是一开始土耳其就坚决否认此事，一度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在崩溃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如此一来便成了双方正常外交的障碍。随着历史的演进，土耳其不但没有承认屠杀的性质，反而一提到该问题就即可回避，一意孤行的态度使得双方持续僵化，历史渊源和现实矛盾交织，对峙局势愈演愈烈。

追根溯源，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民族政策遗留矛盾

亚美尼亚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息息相关，主要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帝国晚期所实行的内外政策都对亚美尼亚民族和中东地区的其他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族与信仰多元交织

15世纪早期，大部分亚美尼亚人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素丹政府实行的米勒特制度使得亚美尼亚人享有宗教、文化和自治的权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奥斯曼政府一直认为他们是"最忠诚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亚美尼亚人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城市定居下来，从事商业、银行业、艺术行业的工作或担任政府公务员。

国东方省份的亚美尼亚人多数是农民，这些亚美尼亚人被称作大亚美尼亚人；同时在西部毗邻地中海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被称作基里基亚亚美尼亚人或小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主要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六个地区：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锡瓦斯、凡城、胡普特和迪亚巴克尔省，在这六个地区，它们仍然属于少数民族，力量比较弱小。

此后，从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大批涌入这些地区，再加上大屠杀后迫使亚美尼亚人改变信仰以及与沙俄边界的重新划分等因素，使得亚美尼亚人在他们故土上的人数不断减少.

德国人的到来，也制造了混乱和压迫

直到19世纪初，亚美尼亚人还没有遭受任何制度上的迫害，但他们是异教徒，所以作为帝国境内缴纳特殊税收的二等公民，被禁止携带和拥有武器，也不能担任政府和军队的官职。正如罗纳德•萨尼所描述的那样："尽管遭受到了歧视或者虐待，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人从米勒特制度下取得的有限的自治权利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基督教堂仍然随处可见；具有商业和工业技能的亚美尼亚人能够爬到奥斯曼帝国经济系统的最顶端；各种各样的教育、慈善和社会机构在他们的聚居区呈在东部省份的高山高原地带，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部落杂居在一起。

在19世纪下半期，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许多亚美尼亚农民处在库尔德人酋长的封建奴役之下，过着定居生活的亚美尼亚人向游牧的库尔德人提供住房和粮食以换取他们的保护。只要奥斯曼帝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亚美尼亚农民的境况就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当帝国开始衰落并且政府逐渐腐败之时，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困难起来，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同时向帝国税收官和库尔德酋长缴纳的赋税。

一旦亚美尼亚人无法完税，库尔德人就会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严厉的打击，而后者往往就会拼死抵抗。由于亚美尼亚人人少力薄，不是能征善战的库尔德人的对手，所以很多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亚美尼亚女子被绑架，牲口被掠夺。腐败的帝国当局没有能力或者根本就不想向亚美尼亚人提供补偿。

亚美尼亚人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与遭受土耳其的打压

其实素丹阿卜杜拉.麦吉德一世分别在1839年和1856年进行了改革，目的在于建立法律制度，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改革在土耳其历史上很有名，其影响不亚于"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但就是这样的改革，也很少涉及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生活状况的改善问题。

西方思想影响了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勾起了土耳其的反感和压迫

1876年宪法宣称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享有同等权利，但是素丹哈米德二世于1878年废除了这部宪法，开始了其长达30年的独裁专制统治时期，结果亚美尼亚人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

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大举入侵下，受巴尔干地区基督徒的独立运动和自身悲惨遭遇的刺激，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抗意识日益增强，亚美尼亚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开始是在帝国的大城市和国外蔓延，最后则渗透到帝国东部省份。蓬勃发展的独立运动引起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反感。土耳其人认为，亚美尼亚人勾结西方势力，破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他们逐渐把对西方殖民者的憎恨转移到亚美尼亚人的头上。

土耳其人的仇恨与镇压

土耳其人认为这会破坏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稳定，加剧帝国的紧张局势，有可能促使亚美尼亚人在境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王国，从而使整个帝国分裂。

加上亚美尼亚人受到压迫的境况报道经由传教士传到欧洲，使西方人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悲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些传教士的报告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基督徒的真实情况，但是基督徒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确存在。当出现少数民族反抗的行为，土耳其官方和精英阶层就开始猜忌亚美尼亚人，怀疑他们难以控制，试图颠覆政府，里通外国，他们怀疑欧洲列强企图利用亚美尼亚问题作借口，以达到削弱甚至分裂奥斯曼帝国的目的。

其中土耳其最担心沙皇俄国，因为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人煽动奥斯曼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叛乱，进而占领了大片奥斯曼帝国东方领土；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战败，与沙俄签订了《圣斯蒂法诺条约》。条约规定，俄军有权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安全。根据条约第16款，奥斯曼政府同意立即改善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困境，保证他们免遭库尔德人的袭击。《圣斯蒂法诺条约》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苛刻的，它剥夺了后者在巴尔干地区的附属领地，而俄国获得了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大片土地，以及黑海沿岸重要的港口巴统。

《柏林协议》签订的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后来《柏林条约》的签订，使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双方关系开始处于敌对状态。因为《柏林条约》第61条要求土耳其政府毫不迟疑地按照亚美尼亚人民的需求实行改革，改善亚美尼亚人民的生活条件，确保亚美尼亚人不受强邻的侵扰，而西方列强承担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义务。

可以看出，条约增强了亚美尼亚人追求自身权益的愿望，也使得土耳其政府对西方列强过多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越来越感到恼火。

土耳其素丹对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感到非常焦虑，担心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成为帝国内部动荡的地区，因此倾向使用暴力来教训亚美尼亚人。可见，亚美尼亚人成为西方势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博弈的棋子。

亚美尼亚独立运动频发失败和大国染指激化矛盾，遭到土耳其的屠杀重创

《柏林条约》签订之前，素丹没有对亚美尼亚人有过特别的仇恨和敌意，亚美尼亚人也没有任何政治抱负和。但是条约中关于保护亚美尼亚人的问题，一方面驱使人，并对他们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亚美尼亚人独立的意识，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愿望进一步刺激了奥斯曼帝国。

掀起独立浪潮

加上18世纪后期，法国和美国革命胜利以及巴尔干地区基督徒革命运动的消息传到了亚美尼亚地区，极大地感染了亚美尼亚人。后来，帝国境内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也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独立的希望，鼓舞了他们当中的精英阶层，于是，民族主义和独立意识开始在亚美尼亚人当中萌生。受传教士的影响，在天主教和新教社区出现了亚美尼亚人民族文化的复兴，许多富有的亚美尼亚人把子女送到法国留学、接受法国文化的熏陶。这一批人回国后，要求实行彻底的世俗化和区域自治，但奥斯曼帝国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年轻的亚美尼亚精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以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

尼人的独立运动产生于帝国的欧洲部分，并逐渐汇集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基地是俄国的高加索地区，大批亚美尼亚人在这里怀着极大的热情接受了民族自由的思想。

频繁失败的背后，内外支持力量皆是坑

没想到亚美尼亚的独立屡遭失败，一方面是，独立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不够强大。亚美尼亚独立运动的核心力量是达什纳克党、哈查克党以及亚美尼亚志愿军，他们的人数较少，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带有宗教色彩，打着从穆斯林迫害下解放出来的旗号。

虽然得到各地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毕竟影响力有限，加上内部分裂和土耳其政府分化，导致革命运动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是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本民族的独立事业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但未能如愿。尽管欧洲列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原因，给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促其改善境内亚美尼亚人的境况，并对亚美尼亚独立运动进行了声援，但这些都是口头上的，西方列强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对亚美尼亚人加以利用，并没有切实有效地行动过，对奥斯曼帝国产生的威慑效果是薄弱而空洞的。

内外势力交织，激化矛盾，引爆屠杀

实际上19世纪亚美尼亚独立运动中有均外国势力的介入，在内部长期矛盾的交织下，又有了西方国家的点火和刻意分化，各种国际关系搅和在一起；然而英、俄等国没有采用干涉行动，让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一次次失望，于是采取极端措施。

民族主义者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而且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式。亚美尼亚独立运动的领导阶层派别林立，没有统一思想，在亚美尼亚民众中失去号召力。民族主义者以为通过组建恐怖组织、制造事端、残杀无辜平民的方式来引起外国干涉，就可以到达目的，这种想法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样的方式最终招致奥斯曼政府的强烈报复和大规模的驱逐、屠杀，也演化出双方过不出的坎儿，无法重新建立正常外交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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