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事件

91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14年间，大片国土沦陷，3500万同胞伤亡。鲜血与抗争写就的历史警示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

专题报道《东北人心中的“八一五”》为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董伟（时任人民日报社记者）撰写，刊登于 1995年8月5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现钩沉此文以作纪念。

东北人心中的“八一五”

董伟（1995.08.05）

“八一五”对东北人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日子，那是经过１４年亡国奴生活后重见天日的日子。许多老人回忆说：“一提起‘八一五’，就有见到太阳的感觉。”

东北地区革命史专家、东北师大教授李鸿文对记者说：“今年的纪念活动声势很大，但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新闻界的事，东北人民、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不要忘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让和平之光永远照耀人类！”

沈阳柳条湖，日本关东军的炸弹碑放倒了，又建起一座台历式“九一八”事变纪念馆。二战在这里打响第一枪。

原距沈阳市约３公里的柳条湖村，今天已被发展的沈阳包围在市区之中了，南满铁路（今哈大铁路）依然从这里通过，只是两边已高楼林立。６月２５日，记者来到了这里。专门研究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的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罗占元给记者介绍：“就是这里的一声爆炸，日本军国主义开始走上侵华的道路，同时，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日本关东军为纪念其“战功”，事变刚一结束，就在柳条湖边立了形状为炸弹尾翼的碑，故名“炸弹碑”。今天，“战功”成为罪证，倒放在铁路旁，原地建起一座“九一八”事变纪念馆。纪念馆造型是一本打开的台历，正好翻到９月１８日这一天。台历上斑驳的弹痕，是东北人民永远抹不掉的伤痛。

馆长李惠春介绍：该馆从１９９１年９月正式开馆，已接待４０余万人。一次，一位日本老者独自来参观，许久无语，参观后走到一楼的门口，突然对一位姓邢的女工作人员深深地弯腰行礼，嘴里用生硬的汉语说：“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这么大罪行，打我的嘴巴吧，向中国人谢罪！”姓邢的工作人员怔住了，心中充满苦涩。

在张学良旧居，有一个特殊的展览：“一个日本宪兵的谢罪”。屋里放一个录音机，不停地播放原日本宪兵土屋芳雄的《谢罪书》。记者正遇上一个日本“东北之旅”旅行团，团员大都是当年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成员或其家属。他们走到“一个日本宪兵的谢罪”展门口，迟疑一下，转身离开了。陪同记者的该馆导游组长达文洋说：“经常碰见这样的日本人，看见‘谢罪’字样转身就走。他们就是不肯认罪。”展览中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宪兵与一位中国革命者长达半个世纪的“人鬼角逐”的故事。

中国的革命者叫刘丹华，１９４１年因“田白”事件被捕，在监狱里受尽当时日本宪兵曹长土屋芳雄的残害。光复后才被解救出来。１９９３年，刘丹华作为东北沦陷时期的诗人访问日本。其回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活动的演讲稿发表在《从地球的一个角落》的第５７、５８期上。土屋芳雄从朋友处看到刘的文章，顿时回忆起这位被他迫害过的中国青年，他没想到，刘丹华还健在，从事着崇高的文学活动。深深的愧疚使土屋芳雄当即给刘丹华写信表示谢罪。他写道：“在我手下被害的中国人太多了，我除了在心灵里谢罪之外，别无办法……我将继续以我自己的经历，揭露日本发起战争之错误，促其认罪。”

６月２６日上午，在刘丹华的家中，记者见到这位７８岁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在修改他和土屋芳雄合著的《人鬼的角逐》。

在马占山抗战的嫩江桥边，记者遇见一群大学教师，他们说：“我们要加强对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及其他抗日爱国将领的宣传。这是关东魂，民族魂！”

７月１２日上午，记者驱车前往马占山江桥抗战的遗址——嫩江桥。

嫩江边，一座大桥横跨南北，南岸有一座１９８７年齐齐哈尔市政府立的碑，上书“江桥抗战遗址”。原江桥镇民政助理高崇洲介绍，这块碑是乡里花了３００多元钱，由他领人立的。他叹道：“碑建得小了点。”

站在江边，眺望江水缓缓流逝，岸边芳草萋萋，无法想象这里就是中国军队武装抵抗日军打响第一枪的地方。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马占山部队与日军激战时，嫩江桥不是现在的铁桥，而是一座木桥。

记者在碑前见到一些零落的花圈，镇党委书记田友说：“每年清明，我们都来祭扫。”

原黑龙江省省长、抗联老战士陈雷向记者谈起１４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感慨万千。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坚持抗战，其“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恶劣环境是任何一支抗日队伍都不能比的。“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能坚持下来。‘八一五’光复那天，我们在苏联整训，得到消息后，冯仲云起草了中文广播稿，由我的妻子李敏播出。抗联指战员听到祖国光复的消息，都哭了，使劲往天上抛东西……”

东北抗日斗争，曾经给关内人民以何等的鼓舞啊！《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当时曾唱遍中华。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的英雄事迹，使多少人落泪、奋起。

７月１４日下午，记者来到抗联将领、沈阳军区副兵团级离休老干部、８５岁的王明贵家。谈起东北抗日斗争，老人非常兴奋，一气唠了３个半小时。

王老曾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师长、支队长等职，是唯一健在的抗联师以上军事将领。他说：“我参军时只想：‘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可后来，我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打死了自己也数不清的日本鬼子。”谈到牺牲的赵尚志等抗联将领，王老老泪纵横。“他们都是民族英雄。他们没有看到祖国光复，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非常难过。”

哈尔滨一位小学生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道：“但愿以后不要再打仗了！”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这座美丽城市曾经呻吟在“夜幕之下”。

７月１０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遗址。

日军细菌部队的原址已成为一所中学，只是在楼的一角辟为陈列馆。天真的孩子们在魔窟的遗址上接受文明的洗礼，这强烈的反差对日本人的刺激是最大的。所以，来这里的每一位日本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是毕恭毕敬，沉默无语。从他们参观时的表情可以猜出：作为同类，他们也无法相信日本法西斯竟然能做出这样非人性的勾当。所以，在留言簿上，９０％都是日本人和同样经受战争摧残的韩国人的留言，除抨击法西斯的罪恶，表示谢罪外，就是祈祷和平，“愿美丽的天空飞满和平鸽”。

记者和一个年轻的日本留学生作了简短的交谈。

“参观后有什么感想？”

“日本人太对不起中国人了，对中国犯下了罪恶。”

“你觉得作为日本的青年人应该怎样做？”

“记取教训，不要再发生这样悲惨的事。”

他叫大谷康高，是北京经济学院的留学生。

“七三一”部队原来在日本东京，为了方便使用“马路大”（活体）进行实验，防止日本本土受到细菌侵害，才迁到哈尔滨的平房。据日本人自己供述，至少有３０００人死于“实验”，加上扩大到野外的实验，前后共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建国初期任哈尔滨市委工业部长的王兴华同志回忆：建国前后，他领导建设平房区飞机工厂时，全厂上万名职工每人穿一双大布靴子，连续抓了３年日本人留下的带菌的老鼠。后来的若干年中，平房区卫生防疫部门每年要准备大量药品，以防瘟疫出现。

黑龙江的《生活报》以“让和平之光照耀人类”为题，连续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黑龙江战场纪事与追踪报道”，在全省以至省外都引起强烈反响。该报副主编袁晓光对记者说：“鲁迅当年为纪念倒下的左联五烈士，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割向中国人麻木健忘的神经。今天，带着同样的愿望我们策划了这一系列专题报道。”

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也在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默默地做着努力。“七三一”部队陈列馆研究室主任金成民介绍：许多日本人得知“七三一”部队陈列馆要建新馆时，都纷纷解囊以表寸心。特别是一位叫山边悠喜子的靠养老金度日的老妇人，参与组建了“‘七三一’部队展实行委员会”，并主持募捐事务局工作。她花自己的养老金奔走于日本的４７个城市搞展览，募集捐款，并且每周都来电话，汇报捐款情况，关心新馆建设进度。

老人动情地说：“有一天，我能到‘七三一’部队陈列馆当个清扫工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人民，是善良的；人民，都渴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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