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州府

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记体文大致可以分为寺庙记、学记、民生建筑记、题名记、游记以及人事杂记六类，各类之下内容繁杂、篇目较多，对于了解清代今山西一带的人文风貌有着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这些记体文延续了由唐代所确立记体文的文创风格，并同时留下了属于陕西地区人民的独特风格。

一、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与实体建筑修建有关的记体文

（一）寺庙记

寺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历史见证。寺庙的修建随着佛道文化的发展兴盛而不断增加，崇尚佛道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深远。我国古代上至皇族官府下至平民百姓历来重视寺庙的修建与维护，并将这一过程作文记录，因此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寺庙记。

清代汾州府地区的方志所收录的寺院记共有10篇，都注重客观叙述，但在描写的具体对象上相互区别，主要均为记录修建过程，对于当代的土木工程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清两代佛道发展迅速，寺庙的兴建也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这一趋势在清代汾州府地区的方志中也得以体现。据统计，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庙宇记共27篇，约占寺庙记总数的一半。

从文章结构来看，庙宇记与寺院记大体相似，不外乎包含修建缘由、修建过程和结果、建造庙宇的好处以及作者对于修建庙宇的态度等等，但庙宇记数目比寺院记多出两倍，因此庙宇记的内容要更为丰富和广阔。

从作记角度来看，有些庙宇记的作记重点放在为赞颂庙宇的修建之人或者庙宇祭祀之人的品行或者功德之上。因此通常这类庙宇记文中赞美、颂扬之意比较明显。

（二）学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书礼仪之邦，历来重视学校教育以及人才培养，这就为学记一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学记产生于唐代，但有唐一代，学记的创作寥寥无几。直到宋代，学记的创作才真正兴盛起来，而这也与宋代的兴学政策密切相关。

明清两代虽然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统治者对于文教却更为重视。比如清代汾州府方志中所收录的学记不仅记述学校修建、鼓励官员兴学与学者治学，更重要的是借此阐发人伦道德、进行民众教化。

当然，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的学记中不乏歌功颂德之作，议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未能与古代名家所作的学记相匹敌，但终归在以往的学记文风典雅、凝练庄重、寄托遥深、议论性强、可读性较高的特征之外，融入了较多的现实因素，让后来人从中可以更多地了解汾州府地区的建学、当地学风等相关情况。

（三）民生建筑记

从古至今，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须要依赖一定的物质资料比如住房、公路、桥梁、水源等等，城市出现之后，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也需要进行城池的修建，民生建筑记正是指以此类基础设施、物质资料为写作对象的记体文。

据统计，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的民生建筑记共有50篇，是除了寺庙记之外数量最多的记体文。

清代汾州府地区方志所收的民生建筑记立足于国计民生，主要指以国计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物质资料为写作对象的记体文，呈现出不同于文人所作记体文的独特风貌，具有很高的现实性，展现了古代汾州府地区广阔的时代背景以及百姓的生活状态，更为方志、艺文志乃至记体文领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其他类型的记体文

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其余三类记体文，分别是题名记、游记和人事杂记。这三类记体文总共不过39篇，但题名记题材较广、游记文学性最强、人事杂记内容丰富，都是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题名记

题名记由厅壁记发展而来。厅壁记起源于唐代，主要指刻于官府墙壁之上，用来记载历任官员与迁授岁月的记体文。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题名记8篇，其中官署题名记2篇、府县题名记2篇、与科举相关的题名记3篇以及表彰女性名节的题名记1篇。

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的题名记虽然数量不多，但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官署题名记、府县题名记、贡士题名记、广文题名记、节妇题名记等不同的题材类型。并且部分题名记写得饶有特色，读来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二）游记

游记是记体散文中文学性最高的一类，历来写作者甚多。游记按文章内容可分为抒情型游记、写景型游记、记叙型游记以及说理性游记。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游记虽然数量很少，却是文学成就最高的一类记体文，文中内容也显示出清代文坛的“学人游记”及“才人游记”对其有所影响。

游记最大的特色就是自由抒发作者游山玩水的真实经历，展现作者的真实内心与情感世界；艺术上清新灵动、文采斐然，运用多种写作方式与表达技巧，将文章写得熠熠生辉。如此，游记就在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的众多记体文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那颗明珠。

（三）人事杂记

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记体文除了寺庙记、民生建筑记、学记、题名记、游记之外，还有一些记体文因题材较杂，不便单独归类，故一并将其归入人事杂记类。据统计，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人事杂记类共24篇，其中内容涉及祈雨记、墓记、藏书记（藏经记）、彰德表功类记体文等等。

这些记体文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汾州府地区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体现了当地的文化水平。总体而言，因记体文创作主体的学术修养、自身素质、文学发展规律等原因，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的题材未能在已有种类之外有所创新，但文章内容颇为写实，尤其是对于汾州府地区，具有不同于名家之笔的独特意义。

三、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的思想特征

清代汾州府地区方志所收录的记体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广泛，且方志为清代所编著，所以其收录的记体文不可避免会带有清代朴实学风的特征，并且这些记体文为由宋至清的创作年代，时代思想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加之方志收录的记体文，毕竟不同于文人作家所写的记体文，因此，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记体文呈现为以下特点：第一，思想方面儒、道、佛三家并收，且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第二，艺术方面表现为朴实流畅的语言特色、灵活多样的结构布局以及自然与气势共存的文章风格。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统领了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依然深深地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清代汾州府方志中收录了汾州府地区由宋至清的记体文，因此这些记体文中会带有儒家思想的印记。

二是佛道色彩。虽然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清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明清时期儒学的新形态——程朱理学，实际上是由儒、释、道三教融合而来。

其实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儒释道三家便开始呈现在冲突排斥中又相互交融的趋势，逮至明清，思想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

因此，在这种新儒学思想氛围下生存的国民，他们的思想境界中自然并不是只有一种儒家之学，很多人都是既有着儒家的清平理想，又受到佛教与道教的影响。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的记体文中，除了带有浓重的儒家思想之外，也总会反映一定的佛道思想。

四、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的艺术特征

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录的记体文不仅内容丰富广博，思想厚重深远，在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自成一家。虽然这些记体文可能不像文学名家笔下的文章那般典雅醇厚、无可挑剔，但也是朴实流畅、别有风韵，展现了汾州府的地域特色，是后人了解古代汾州府地区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

综观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176篇记体文，就会发现其中少有晦涩难懂的篇目，绝大部分都是质朴流畅、雕琢甚少之作。朴实而流畅的语言特色，也是本文所研究记体文中最鲜明的艺术特征。这些记体文精炼朴实，句式灵活；妙用修辞，生动流畅。

另一方面，结构之于文章，相当于骨架之于人体，是作者谋篇布局以及构思技巧的体现。虽然记体文可能由于所记题材和内容的限制，结构布局有其固定的模式，想要有所新变实属不易。

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记体文虽然不乏结构布局相似之作，但170余篇文章中也有部分结构新颖、布局独特，读来令人眼前一亮的记体文。概括而言，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记体文结构布局主要有结构参差，篇幅不一；以及剪裁高妙，详略得宜的特点。

最后至于这些记体文的风格。诚然，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记体文也有其独特的风格。但176篇如此庞大数量的记体文，全部归属于同一种风格也不大可能，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清代汾州府方志中的记体文则主要可以归为两种风格：平淡自然和气势磅礴。

结语

总之，清代汾州府方志收录的记体文内容丰富广博，思想方面兼收并蓄，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并杂糅儒、道、佛三家，艺术上形成朴实流畅的语言特色灵活多样的结构布局、以及平淡自然与气势磅礴共存的风格特征。当然，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的记体文的特征远不只这些，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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