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泄题

近年来，泄题门事件迭出。就如最近发生的李林泄题一案，究竟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教育部虽已有回应，然仍无法打消一众考研学子心中的疑虑。在事情尚未明白之际，我便不赘言了，在此且列几个历史上有关泄题的大事件，望于今能有所借鉴吧。

在科举实施初年，通榜和公荐与之并行。抡才并不囿于科举一途，故唐德宗初年，金吾将军裴冀曾建议“若礼部先时颁天下曰：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劝学之一术也。[①]”显而易见，这时的人们对试题的保密性不甚重视。

至唐宣宗朝，“上雅尚文学，听政之暇，常赋诗，尤重科名。”[②]，发生了有史可载的首次“泄题”案。“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汇题目。[③]”御史台在发现“泄题”一事后立即进行弹劾，其结果是已登科的十人一律取消录取资格，而负责此事的官员如侍郎裴谂则改任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俸料。此后，科举制度更为完善，而“押题”也逢时而生。

五代时人艾颖，赴乡举时遇一村儒并对他说：“君此行必登第矣。”艾颖很奇怪。第二日，儒者给了他《左传》第十卷并告诉他：“此卷书不独取富贵，后四十年亦有人因此书登甲科。然龄禄俱不及君，记之。[④]”随后艾颖考试时，其题目恰好是《铸鼎象物赋》，出典正在《左传》这一卷中，艾颖准备充分，自然一举中第。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押题。对此中央自然有所措施，哲宗绍圣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⑤]”。大意是收集各州试题，分发考官，作为参考，避免被他人押中题目。然至明清二朝，科举试题必从四书五经出，加上诸多条件限制，押题成功概率更为提升。

闲话休提，再论科举“泄题”一事。明人胡俨所著《胡氏杂说》中有载苏轼泄题事，大致是说苏轼与李方叔交好，宋元佑中，苏轼奉命知贡举，而李方叔恰好与试。苏轼让其子苏过将一书卷交予李方叔，恰逢其外出，仆人便将其搁置于茶几之上。随后章援和章持来访，取简拆阅后发现《刘向优于杨雄论》两篇，并将其带回研读。其后榜出，二人皆高中，而李方叔竟告落第，李方叔之母叹曰：“苏公知贡举，而吾儿竟不第，命也”。此事在正史中所载为另一个版本，李方叔欲向苏轼通融时，苏轼言辞拒绝，并回信云：“君子之交，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李方叔读罢深受感动，二人情谊更笃。假设苏轼泄题一事为真，是时倘若有人揭发，苏轼纵然不死，也得流放数年。

明清二朝泄题之事最多，如明朝首辅解缙、翟銮皆曾因徇私情而泄题，又如清朝著名的“辛卯科场案”、“俞鸿图舞弊案”、“戊午科场案”等。

我们所熟知的唐寅就曾身陷“泄题门[⑥]”。唐寅自幼天资聪敏，博览史籍，年方十六岁便拔得秀才考试头筹，二十九岁至南京参加乡试时又得中解元。正当他准备赴京参加会试时，却因牵涉科举泄题一案遭受缧绁之厄。此次会试由礼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奉旨任主考官。二月二十七日，户科给事中华昇弹劾程敏政：“头场考试，考生未入试场，‘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并指出这些题目最先出自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口中，而他们的题目来源正是陈敏政。

事情爆出后，皇帝立即下旨停去程敏政的职责，“华昇、徐经、唐寅，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然而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后皇帝特命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同锦衣卫重审。三法司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徐经素来敬慕程敏政的才华，乃备财礼向其问学，谈话时涉及了会试可能出的题目。徐经因与唐寅拟做了这些题目，文稿传播在外。而其后程敏政受钦点任会试主考，其所出试题正在这些题目之中，故他人疑其买题，然徐经未曾行贿。姑且不论此结论真假，但它确实保全了朝廷的体面和科场的尊严。事后程敏政致仕，华昇调任南京太仆寺主簿，而唐寅、徐经原有功名一应被剥夺，并被谪为小吏。从此唐寅绝意仕途，纵情山水之中。

从这些事件中对涉事人员的处罚，我们不难看出历代朝廷对科举考试的重视，且针对涉案人员的处罚亦是十分严厉。如今“泄题门”连年频发，我认为中央针对这些犯案人员，应当增加惩处力度，严厉打击这种不公平、不正当的行为。不然，长此以往难免会寒了广大考子的心。我在此引用教育专家熊丙奇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对于考研等国家教育考试，有必要建立只要出现泄题，就应启动重考程序的制度，让巨大的重考成本迫使考试组织部门对考试安全高度重视，也对图谋泄题操作的机构和个人产生更大的震慑作用。”

[①]《唐语林》卷二《文学》

[②]《东观奏记》上卷

[③]《旧唐书》

[④]《玉壶清话》

[⑤]《宋史·选举志一》

[⑥]《明孝宗实录》、《垂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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