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

今天，是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第一代世界现代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老校长齐世荣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祭日。特发一篇旧文，以兹纪念。

听齐先生谈往

第一眼望过去，齐先生几乎和1992年新生入学大会上没什么两样，嗓门依旧很大，底气仍然十足，只是耳朵有些重听，背驼了。再仔细端详，老人身上当年的霸气和威严还在，但却平添了许多慈祥与淡然。齐先生食欲特好，荤素不忌，尤喜海参，但吃起来颇有节制。那天老人家兴致挺高，顺手拿起我吸的玉溪烟反复看了看（当时北京的公共场所还没有全面控烟），问道：“现在还有‘三五’吗？”我一愣，回答说：“有啊，不过现在吸洋烟的人少了，大部分人都吸国产烟。您也吸吗？”他略带得意、愉快地晃着脑袋：“早戒了，我们那会儿都抽洋烟，‘三五’、万宝路、希尔顿，我都抽过。”从烟又聊起了海参，“海参是个好东西，蛋白质高，口感也好，以前山东馆子最擅长做这个菜，小时候父母带我们下馆子必点海参。”老人谈兴正浓，由此又谈起了许多往事。

齐先生：小时候家里来人打麻将我特别高兴，一般他们都是打个通宵。那个时候主人打牌，佣人是有小费的。天快亮了，佣人就会出去买早点，平时买回来的经常是半热不凉温吞吞的油饼、烧饼，可有牌局的时候不同，佣人因为得了小费，很积极，买回来的早点都是刚出锅的，吃起来特别香。

我：您父亲从政还是经商啊。

齐先生：做官儿的。我父亲年轻时家里送他到法国学军事。后来，他去了南方，母亲带着我们在北京。国民党快垮台那会儿，我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着实经历过那种恶劣的经济状况。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当时通用的货币就是金圆券，金圆券我可是尝着滋味啦！为了贴补学费，我用业余时间给一个美国研究生做家教，一边给他补习中文，一边给他讲梁启超的文章，因为他的论文是写梁启超，但看不懂梁的文章。最初他都是月底给钱，头一个月是用金圆券给结的工资，我挺乐，立马出去买了一双新皮鞋。到第二个月吧，给的还是金圆券，结果甭说一双皮鞋啦，半双都买不了啦。没办法，我脑筋一转，跟那美国人说你要是打算继续学呢，咱们就改月初发薪吧。他反正是拿美金，马上同意以后月初发薪。

谁承想再过几天呢，没用了，这么做也没用，给这钱也没用啦，国民党又改流通银圆券啦。银圆券表面上说是可以换袁大头，可以换洋钱的，实际上也不能换。像清华大学那些教授，每次发薪带一个大麻袋，装一大麻袋纸币，小了根本装不下。许多教授拿着这一麻袋纸币，赶紧上东单、西单、西四，找专能换洋钱的地方，把这一大麻袋纸币换成两三块的洋钱。如果换晚啦，可糟啦，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

那时候当教授唯一值钱的，是什么，像清华、北大的教授，是每人有一袋美国面粉。我有个老师叫邵循正，有一回到他把面领出来了，可是抱不动，他身体弱，走几步就走不动了。我正好路过看见，我说邵老师我给你抱回家吧，就给邵先生把面扛回家，我到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终生难忘。

有些中学呢，特阔，比大学还阔，就是教会办的中学，像育英、贝满、汇文啦。教会办的中学的老师，一个月能拿到三四袋面。这可值钱啦，这比什么都值钱，又是实物。一直到1949年咱们解放军进城，那时候工资是发小米。一般人工资是每月300斤小米。

我是被政府派到一个教会学校当政治教员，那阵教会学校还没改革呢，我工资呢仍然是拿面，给我的是面。育英学校啊，特阔！那时候我是年轻教师，工资最低，每月工资是六袋半美国面粉。好家伙！我8月报到，9月份拿了13袋洋面，哎呀！发财啦！我自己留了一半，给我父母拉回去一半，在我们那胡同引起轰动，街坊邻居都看着洋车上有六七袋洋面。我雇的人力车，我坐一辆，另一辆拉面，美国的金豹洋面。街坊都说这齐家的少爷发财啦，给家运回来六七袋洋面。这我都印象深刻，这是1949年。

那六七袋面一个人吃也吃不完呀，我都给卖了，卖了变成钱啦，拿着钱吃小馆儿啊，北京的馆子换着吃，一顿呢5毛钱。哎呀！吃的那简直是……（老头说到这儿手舞足蹈，做兴奋状）5毛钱。那阵儿像今天咱们吃这个吧，1块5毛钱，绝对到不了两块。你想我那六七袋面换成钱，得怎么个吃法？因为上大学那会儿没吃过，我好馆子换着吃，上东来顺5毛钱就够。

那时候爱吃什么呀？爱吃烤肉，就像你们在电影里看过的那样，饭馆弄一个大铁炙子，客人点好了肉，跑堂的给端上来，顺便会给你一双大长筷子，比一般筷子长，这旁边是作料，愿意老一点、嫩一点，你自己来，吃着特别热乎。现在都是服务员给烤好了再端上来，都凉了，根本就不好吃。烤肉馆最特别的是没有座位，全是板凳，客人一只脚踩着板凳，一只脚放地上，没有坐着吃的。那感觉就跟到了水泊梁山似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真叫一个痛快。这要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顿能吃掉一斤半烤肉，当时就5毛钱，最多5毛。这就是1949年、1950年时候的事，币值还是以万为单位，后来1万换1块。

那时候育英中学就在灯市口附近，那周围有好多名馆子，东来顺、萃华楼，晚上我们就吃去。我们好多年轻教员当时还都没结婚，每天晚上今儿这馆子，明儿那馆子，就是吃。那时候老师过得比现在好啊！那会儿大学毕业工资比现在高多啦，当然当时全国的大学毕业生可能还没有现在的博士多。哦，我想起来啦，我拿那六七袋面换了7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70块，那时候货币已经稳定啦。就说一般吃个鱼香肉丝吧，也就两毛钱，再要碗饭、要碗汤，顶多也就5毛钱，吃得很好。一般的也就3毛钱，一菜一汤。你想我一个月挣70块，那怎么花呀？很快我工资就涨到100块啦。

到1954年，我就调到北京师范学院来啦，就给我涨到100块啦。好家伙，那100块，富裕！比现在挣1万块富裕！那阵吃得太便宜啦，但那阵儿什么贵呢？手表、自行车贵，比现在贵得多。手表，现在不算什么了，但是五几年的时候至少得攒好几个月的钱才能买得起。

那会儿没人讲究穿，女同志也算上，都不讲究穿，一律都是布衣裳，灰的、蓝的就这俩色儿，样式也很单一，不是列宁服就是中山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我们学校办过一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就在北京师范学院，有夫妇俩，都是化学系的讲师，被当作腐朽生活的典型。他们腐朽到什么程度呢？之所以被当作典型，就是那个女老师有6件毛衣，那男的有6件衬衣。现在人听了简直不可思议，可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哎哟，她竟然有6件毛衣呀！那不是腐朽是什么啊。后来这夫妇俩去了香港。我当校长时去香港访问又见到他们了，拿当年的事情当笑话来讲，就因为几件衣服就成了反面典型。

现在女同志谁没有十件八件毛衣呀，可能都不止。那天我女儿在德国说给我买衬衣来啦，我老伴说你要那么多干嘛，我说我不是要，有人送我就要呗，她说你得有二三十件衬衣啦，我说是有啦，长袖短袖都加上，这要在当年，6件就“展览”啦。其实也不是没钱买不起，就是那种社会风气。那时候人也有换衬衣的办法，就是夹领。衬衣的领子不是坏了吗，跑到裁缝铺去，就换一个领子，不买新衬衣，当时就流行这个。

我念书那会儿，周围人说的英语都漂亮极啦。我有个老师叫刘崇鋐，后来去了台湾，这个人你们可以好好查查他的材料。美国有个研究生在我们系，他跟我说，那个教授英文说得太漂亮啦！我说你指的是谁，他说有个人，灰白头发，中分……哦，我说你指的是刘教授。他说对，那英语说得忒漂亮啦。他们那一代人，像季羡林他们英语说得都漂亮，现在人不行。

季羡林、钱学森这批老先生走了之后，社会上说中国再也没有大师了。我个人认为，现在教学体制限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比如像陈寅恪先生那一代，即便是三年不发表文章都没人管，你只要有几篇文章在那儿镇着，地位定了的话，你爱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即便不写生活也不会受影响。现在的大学教授可不行，你不发文章这也评不上那也评不上。陈寅恪先生一个月工资400块大洋。当时雇一个保姆多少钱？2块5一个月；厨子，6块到8块一个月。20世纪30年代，陈先生那拨教授家里一般都是至少俩保姆。现在你要一个教授雇俩保姆，得多少钱？你要再雇一厨子，这厨子得多少钱？“文化大革命”前我翻译《西方的没落》，拿了900块稿费，就够我过好多日子，那阵的茅台酒是6块5一瓶，茅台啊，6块5一瓶。

当时像什么师大附中啊、育英中学啊、男四中啊，这些学校的老师工资能挣到100块大洋，你要是能在那里教10年书，能买一所小房子。你们没赶上，咱们系有个死了的老师，姓贾，现在活着一百多啦，“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师。他在师大附中教了20年以后，就买了一所房子，当然不大，有十二三间。

我岳父在20年代翻译了一本屠格涅夫的《前夜》，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前夜》很薄啊，稿费拿了400块大洋。那年才二十几岁，他是俄文专修馆毕业（齐先生一口京腔，把俄读成饿，发四声），跟瞿秋白是同学。《前夜》也就这么薄（齐先生边比画边说），那稿费多凶啊！老头特别得意，老说：“我20年代第一次翻译书我拿了400块大洋！”而且最得意的是什么啊？他的长兄啊，也就是我爱人的伯父，把他老婆陪嫁的一所房子给当出去啦，我岳父又用稿费得来的这400块大洋给赎回来啦。

我（插话，问道）：您岳父叫什么名字啊。

齐先生：沈颖，编过《俄汉大辞典》。

1956年，齐先生（后排右一）与岳父沈颖（前排右一）一家合影

我：那他应该跟刘泽荣认识吧。

齐先生：对呀。他跟刘泽荣很熟。刘泽荣这人也不得了，在俄国待过好多年，见过列宁。

我：我手头正在编着一本刘泽荣的传记。

齐先生一听，大感兴趣说：那我得看看呢，你想着回头书出来给我一本。

话题一下子转到了俄文翻译上来。

齐先生：上大学时我们学的是英文，俄文是后来我自学的。现在基本上还能看，但是口语肯定不行了。1958年，我刚三十几岁时翻译过一本俄文书，是苏联一个蒙古史专家写的，这人叫茨拉特金。他这本书叫《蒙古近现代史纲》。第一编讲蒙古近代史，从古代写到十月革命以前；第二编讲蒙古现代史，从十月革命写到50年代。第一编史料丰富，第二编价值不大。我翻译的就是第一编。第一编史料丰富，它怎么呢？它利用了俄国档案和中国史料，其中俄国最有价值的是这个档案：《国家中央古代文件档案》，有好多很特别的东西，价值最大，这中国人从来没看过。

我这个译本最有价值的在哪呢？我根据中国史料《清朝文献通考》《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等，对原著的某些失误作了注释。这个最能看出当年我们这一代人的功夫，现在啊，就给专研究清史的、蒙古史的，他也注不出来。举个例子啊，我这个译本里面头一个注就是“阿巴海”。当时，我查中国的史料，清史里没有这个阿巴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查不到这个人是谁。我就去请教我的老师翁独健。他会蒙语，也会满文，元史大家，他给我查出结果，这才知道阿巴海就是皇太极。阿巴海是蒙语里面“兄”的音译，和满语里面的“阿哥”意思差不多，在这本书里专指皇太极。当时翻译完了，我把稿子交到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没想到赶上中苏关系恶化，出版社说这是苏修的东西，我们不能出。结果这稿子一搁就搁了50年了。你们都是搞出版的，有机会得把这本书给我出喽。

2014年春节前后，这部搁浅了50年的书稿终于得以成书。把书送去那天，齐先生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老头还特意把三个书柜的下层打开让我看：我提前都把地方腾出来了，你看看放得下吗？看得出，老人家为了却一桩半个世纪的心愿而欣慰不已。我们夫妇在出书过程中协助齐先生做了点儿工作，老人特地送我们5本签名本，留作纪念。

此后，我和齐先生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当时何兆武的《上学记》出版不久，我和夫人提起，应该跟齐先生说说，抽时间做个口述，出不出书另说，先把资料保存下来。齐先生得知后表示可以，但是不必着急，过两年再说。

言犹在耳，老人家却已驾鹤西行。这件事成了永远的遗憾。

2014年10月，校庆活动中齐先生与历史系毕业生刘新成、刘源合影

齐先生给我开的一次“小灶”

2013年我出了一本小书，叫《微观记录》。临近元旦的时候，去看望齐先生。行前，犹豫再三到底要不要给老头送一本。先是担心，自己这点儿水平拿出来糊弄糊弄孩子还可以，在齐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家面前简直不值一提。转念又想，无论怎样，毕竟是自己的一点儿心血，就当新年礼物送给老头吧。谁承想，齐先生在饭桌上就认真翻了起来，边看边说，挺好玩的，有意思，我得好好看看。我抓起手机，用照片把当时齐先生的神态记录下来。

大概是三四天之后，夫人很开心地告诉我，今天下午齐先生来电话说：你那本书他从头到尾看完了，觉得很不错，让你元旦前后找一天时间去趟家里，还要再给你说说。学历史的人送齐先生的书多了，能让他一页不落看完，还要给提提意见，这待遇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你赶紧去吧。

到齐先生家，老头已经在等我了，一句废话没有，上来就直奔主题：你这书不错，但有几处错误我得给你讲讲。桌子上摆着我的那本书，不仅有问题的页码都夹了纸条，而且齐先生还在页眉页脚的空白处做了大量批注。坐下后，他开始逐页给我讲。

我用了一条史料，是说钱玄同在给学生上课时，从来不考试，评定成绩的时候按照花名册的顺序从60分、61分开始，如果这门课有40个学生选，那名单上最后一个就是100分，如果人数超过40人，那第41个人就又是60分了。齐先生批注到：此条有内涵。老头指着这段内容，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这事儿还有一种说法，就说啊，钱玄同拒绝判卷子，不给学生打分，你说那时候的大学教授多有意思……

还有一段材料，是说袁世凯酝酿复辟时，小凤仙问蔡锷为什么要反对帝制，蔡锷回答，现在咱们见面拉拉手就可以啦，一旦恢复帝制，袁做了皇帝，我们就得下跪磕头了，这可怎么受得了。齐先生特别郑重地说：这段材料可就把蔡锷说矮了，不能这么看蔡锷。我说：这是民国某人的回忆。齐先生告诉我，运用口述史料得特别当心，要注意比较、甄别，你可以看看我写的《史料五讲》。我想，这就应该是常说的历史观了吧。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时间过于仓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向齐先生讨教。

书中有一段文字涉及清代谥法，齐先生给我做了讲解，还特地说：一般人都认为谥号里面“正”字最难得，其实应该“成”在“正”前。说完，随手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套事先准备好的《史记》递给我：这套书送给你。《史记》最后附有《谥法解》，你有时间可以好好读一读。

实际上，从2014年前后开始，齐先生就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藏书陆续送给有需要的学生和朋友。因见我对民国史感兴趣，后来他还送给我一套中华书局版13卷本的《顾维钧回忆录》。几年时间，老人家送给我们的藏书大概有几十册。据我所知，有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得到过齐先生的赠书。

当时拿到书光顾高兴了，没有往深处想。等齐先生回归道山后，我才醒悟过来，老人家送书多少有些提前安排后事的意思在里面。大学者洪业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收集砚台，为此还写过一篇文章，说等自己老了，就准备像老和尚传钵一样，把砚台传给自己的学生，象征着自己的名山事业后继有人。据说，改革开放以后，他请王锺翰代自己把这些砚台分给了在国内的学生。我想齐先生送书可能与洪业送砚台有着同样的初衷。现在，有时候在书房找书，偶尔看到那套《顾维钧回忆录》，心下总会生出一种别样的感触。

接着，齐先生又把书中其他一些错误，一一指给我并做了详细讲解。最后，我请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给写两句批语，老头拿起桌上的一支圆珠笔，略一思索，便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大字：

阅过。内容颇佳，但还须再做若干修改，修改后可再出一版。

齐世荣

2014年1月2日

我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一本小小的习作能够得到齐先生这样大学者的点评，可谓与有荣焉。冬日午后阳光，透过齐先生书房的窗子，洒在我们一老一少身上，齐先生面带笑容的慈祥长者模样在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

告辞出来，齐先生送我到门口，还不忘嘱咐一句：你把我写了字的这本书拿走了，回头想着再给我一本新的。

最后一次通电话

2015年11月初的一天中午，我刚进停车场，电话响了，一看是齐先生打来的，赶紧把车停好，按了接听键。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大嗓门：是郭岭松同志吗？齐先生说，自己新写了一篇大文章，大概有七八万字，让我找个人电脑录入一下。老头反复强调，稿子是手写的，字迹比较潦草，如果录入员不懂历史，很多字可能就认不得，必须要找一个有历史学基础的人。我告诉他，没问题，等稿子写好了就去家里取。

老头说，我这篇文章写的基本都是清末民初的，都是一段段特别好玩的小故事，跟你那本书有点类似。说到这儿，老头有些自得地说，当然了，我这个跟你那个可不一样。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听到这句话时，我在电话这边笑了，心里想，好家伙，我跟您老人家怎么比啊。

老头在电话那头儿，继续扯着嗓门说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慈禧呀，特别地腐败。她每年固定的花费基本上由内务府提供，可不够花的，她还有一项专门收入。崇文门当时是税关，每年的税收不入国库，专门“供内廷脂粉之用”，这笔钱几乎分不到别的嫔妃头上，都归了慈禧啦。崇文门管税的官儿是个肥差，地位也高，正监督由大臣出任，副监督由内务府大臣担任。我敢说，这条史料没几个人知道……稿子我写得差不多了，等写好了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来取就行啦。不着急。再见。挂了电话后，我觉得嗓子有点干。齐先生耳朵不好，跟他说话特别是打电话时必须得大声喊，我曾经和夫人开玩笑说，跟老头说话是个力气活儿。

世事无常。想不到这个电话，竟是此生和齐先生最后一次交流。

大概一周之后，齐先生住进了医院，脑子有些糊涂已经认不得人了。到医院探望时，齐先生正躺在病床上昏睡，稍坐了几分钟，老人醒了过来，看着我们夫妇略怔了一下，便用惯常的大嗓门热情地打着招呼：你们来啦，快坐呀。那一瞬间，心中一喜，老头精神还算健旺，居然认出了我们，但很快就被拽回了现实之中，老头只是出于本能在打着招呼，至于来访者是谁，恐怕早已认不得了。原来，老头在此前已经确诊为癌症。告辞出来之后，心中泛起阵阵酸楚。据齐先生的女公子事后讲，那天我们走后，齐先生就跟她闹着要稿子，家人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篇稿子，连哄带劝，最后拿本杂志塞到他手里，老头才算踏实些，很快又进入昏睡状态。后来，我一直主观地认为：那天，躺在病床上的齐先生多少认出了我们夫妇，他向家人讨要的就是在电话里提起的那篇准备找人录入的有趣的大稿子。

12月9日，寒冷的初冬，我们夫妇到八宝山去送齐先生最后一程。

2016年即将过去，齐先生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每每想到齐先生，耳边经常会响起那瓮声瓮气的大嗓门：郭岭松同志啊……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呜呼哀哉。

愿齐先生在天堂快乐、安宁。

补：齐先生在电话里提及的那篇大稿子，是这位史学大家生前最后一篇作品，名字叫作《读史见微录》，已附于《史料五讲（外一种）》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0月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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