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小姐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清光绪年间，张家口辟为“任便通商”之地以后，国内外的商贾便纷纷来张设庄办行。天津买办资本家梁炎卿、陈祝龄等人，意识到在张建造房产，更是有利可图，便投资动土营建怡安街。随着京张铁路的通车，桥东的怡安街很快便成了繁华闹市。这里不仅有饭庄、茶园、客栈、澡堂、戏园，而且还开设了一些妓院。

张家口妓院的出现，适应了剥削阶级花天酒地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但它却使许多良家女子，被迫堕入“娼妓”的火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烟花女子的来历

张家口妓院的卖身女，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家遭荒旱，双亲去世，让人拐骗到张，又被妓院“买死”，只好终生为妓的良家少女。

二是丈夫不谋正业，整天抽赌成性，使家境衰败，外债累累，只得以身“押账”，充当娼妓，这些人的押期不等，有一年半载的，也有三年两年的。

三是因生活所迫，自愿来妓院占地盘卖身“自混”的年轻女子，她们多数是南方人。

当时，南方个别贫穷之地有种恶习，认为：养女得“元宝”，养男多“苦力”。可另一方面却为女儿出嫁陪送嫁妆发愁，因此为了不受男方歧视，许多父母竟忍心让女儿出外卖身，等挣回钱再办婚事。

所以凡是被迫卖身的女子，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表面上每日茶楼酒肆强颜欢笑，实际上却过着饮泪吞声的悲惨生活。有些水性杨花的女人，一时过惯奴颜媚骨的生活，可到人老珠黄之时，尽管整日描眉粉面，也是自惭形秽，到头来只有抱恨终天。

鸳鸯痛史

1924年，桥东有家二等妓院，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被迫卖到娼门终身为妓的南方少女，在“铁打的窑子流水客”中，相识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二人一回生二回熟，越来越觉得情投意合，于是便在暗地里海誓山盟。这位少女从良心切，不惜把自己积蓄的钱财拿出来，赠予“知音”，可那个男子却不知节俭，竟花得一干二净。俗话说“娘儿爱俏、鸨儿爱钞”，妓院掌班见那男子没有油水了，便立刻将他撵走，这对有情人万般无奈，只好双双服毒自杀了。

他们的不幸遭遇，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而且传出男子临终的遗言：“亲死哥，爱死哥，多少押账告诉哥……200块现洋逼死哥！”这个遗言也许是人们信口所编，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妓院的罪恶内幕。

冯将军斩将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来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积极抗日救国。

他对那些只知串花街柳巷，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人，极为憎恶，所以便责令下属对妓院严加管教。特令从事娼妓为生者，一律穿蓝色市布，人人带白底黑字圆牌标志，写明妓院名称与本人姓名，并限制其活动范围。在以前，妓女出入妓院时，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知详情的人，误认她们是官商的太太小姐，不敢闲视之。自有标志之后，她们便很少去酒楼饭庄待客了。因为她们身上都有鲜明的标志，容易引起人们街谈巷议，指指点点。

同时，冯将军还令下属对妓院日夜盘查，遇到嫖客，便严厉盘问：

“你一天挣多少？”

“有钱就该捐国抗日！”

“明知这是苦井为何还来？”

嫖客如敢回话，必定挨揍罚款，甚至被轰走。

有一天，驻守宣化的同盟军指挥官邓文来张领赏。事后，带着随从跑到桥东福寿街的头等妓院——“三顺班”闲逛，被纠查发现后，开枪击毙了。一时，上下两堡人人皆知。有人私下议论：这位抗日有功之士，是被坏人陷害而死的。也有人说：他去妓院戏窑姐，门口还有随从站岗，就被人家从床上拉出，开枪打死了。当时卧龙沟司令部贴出布告，说他严重违犯军令，故从严惩处。从这一事实中，完全可以看出冯将军执法如山的精神。

日伪统治时期的妓院

1939年，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从此，张家口民不聊生。娼妓倍增，仅桥东怡安街、福寿横街一带，就有24家妓院。除了日本高级军官在桥西东关街设立了“赛樱阁御料理”，这家日本高级妓院外，分设在桥东庆丰戏园西侧的有“云兰阁”，怡安南街有“迎春院”、“同心妓院”，福寿横街有“双福”以及“德合”、“德玉楼”等等，都是当时比较高级的一二等妓院，像“聚美院”和桥西街的“大观园”等则都属于三等妓院了。桥东福寿横街的二等妓院“天庆”，是娼妓业的一家行头。这个妓院掌班的姓董，是天津人，此人后在桥东投股，开办了卫生池澡堂。

日伪时期，除了正规妓院外，还有不少私立的窑子。张家口的三间房、拐子房都属这类性质。人们称这种窑子叫“暗门子”，嫖客多数是农民、伙夫、车倌、小贩和一辈子没钱娶媳妇的穷苦人。当时，张家口人爱说：“新饭馆、女招待，吃8毛给要1块。”有些饭馆的女招待，就和暗门子窑姐一样，专门逗引顾客上钩，暗行嫖事。桥东太平桥，有个叫“杨小脚”的专门买乡下姑娘当窑姐，养活自己。她本身有两个女儿，其中有个女儿和伪警察署长有勾挂，也有人说是她的女婿。因此杨小脚便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对嫖客随意要价，如果不给，她就暗使手段，让你见官，因此人们背后骂她是“母老虎”。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因她民愤很大，我晋察冀边区政府便依法枪毙了这个令人发指的“老妖婆”，为民除了一害。

妓院的跟班，俗称“提大茶壶”的。这样的人在妓院里地位比妓女更低下，挨骂受气是常事。

有些嫖客视妓女为知己，逢年过节总多赏些钱。每到这时跟班的必须加倍卖力，拉长声高喊“某某二爷有赏”，“上一跨九十九”（即指多给几十倍）!其实嫖客也不见得多给了多少，这不过只是鼓吹罢了。

妓院跟班因生活所迫，只好忍气吞声，整天干着这种点头哈腰的工作。干这种差事，一要记性好有眼力，能分清来客是找哪个妓女的“客头”，二要手勤、腿勤、口勤，能前后照应。就是去拉铃，长短次数可能都有讲究，因为妓女往往不开门就知哪个嫖客“驾到”。如果跟班领错头主，那就“砸锅”了，常常是嫖客大骂、妓女不满、还引起掌班的动怒。他只能说好话陪笑脸低头认错，免得打了饭碗。

无聊的商人

那年头本地商人做买卖，总得请外地商人“打牌逛窑子，吃饭叫条子”，用这些方法，来弥补对方精神上的空虚，以便买卖成交，尽快达成“君子协定”。

无聊的商人们在一起吃饭，经常打赌比输赢，看谁能请来有名妓女——“红姑娘”。当时他们称呼这是“叫条子”。商人们都爱互相吹捧，一个介绍说，其掌柜定能请来某姑娘，另一个却不信。如请来了，这个掌柜自然洋洋得意，高兴劲儿一来，就让跑堂的多上几样酒菜请大伙吃。要是被请的妓女不肯来，他自然十分难堪，窝火万分。那些风流场的老手，总是假意推脱，说所请姑娘必定不来，他却心中有数，知道所叫之妓女十拿九稳会来陪客。用两面派的手法，讨好外商，作为获利的手段。

那些被请的妓女，如是终身“买死”妓院的，她们来陪客时，并不自由，掌班定会派跟班前来盯住，以免商客带妓女逃跑。

警察与嫖客

日伪统治时期，桥东庆丰戏园旁边，有个伪公安局派出所。所里警察经常到怡安街、福寿横街各妓院“查夜”。这伙人一到妓院，跟班的边喊“查夜——”，边打各房间的门帘。这时妓女们便都赶紧站在自己门外，等候相迎。

嫖客们也需要站在各屋里等候盘问。有些商客善于和他们交往，早有厚礼送去，自然面无惧色，也有的嫖客在盘问时，偷偷递钱送进警察的腰包，也算是知趣。唯独那种不知他们查夜是假，乘机“捞外块”是真的嫖客，便被这些人左查右看，还得挨打受罚，扫兴而去。只要这样一折腾，整个妓院也别安生，闹得人人提心吊胆，不敢出声。这时只有送过厚礼的人出面说话，警察才会骂骂咧咧地离去。这种有资格讲情的人，大家叫“扛茶的”，“有茶根”（即有硬门子）。因此这种人在妓院非同小可，掌班的也不敢得罪。

个别妓女为争这种客头，还闹矛盾，姐妹间有的还吃起醋来。但性情耿直的姑娘，就看不惯这种狐假虎威的人，见他进屋也不多话。这种人见慢待他，便敲打茶壶成心寻事。有时他情愿出钱带进个送煤的老头，脸不洗、衣不换、进屋就折腾。他还说：“这是我的朋友，给你贺边来呀！我认得的就是这样朋友，你不满意？”弄得那些耿直的姑娘有苦难言，气得情愿去“坐大板凳”。

在妓院里，那些因多种原因接客不多的妓女，经常坐在板凳上，等待嫖客。她们受客冷落，被领班歧视，对生活失去信心。无客时经常是烧香供仙以求“来世平安”。

当时庆丰戏园附近这家派出所，警察“捞外块”、所长“油水大”，所以张家口伪警官们，总是设法给顶头上司局长送厚礼，争着到这里“当差”。那时这里所长说换就换，最多任期也不过两年，有时不到三两个月就换了人。我有个同乡曾来这里任职。据他亲口说，为争这个“肥缺”，曾给局长送礼1800块现洋。可不到两年，就有人说他挣回3600多块。这真是：大官吃小官，警察吃嫖客，嫖客回头吃大家，最终花的还是穷苦人的血汗钱。

性病成灾

提起妓院的“病毒”，真使人有些后怕。当时常去妓院的嫖客，有不少人因患杨梅、大疮、鱼口、便毒等脏病，丧失了性命。

那时不少军、政官吏是显赫人物，更爱到高级妓院寻花问柳，当他们得知病毒已泛滥成灾时，便不由惊恐万状。为了自保活命，便下令规定：各妓院妓女每星期必到桥西大河套医院，检查是否有性病。凡有病妓女不准留客，否则轻者受罚、重者判刑两年。并派人四处张贴性病对人危害的宣传广告。张家口所有公用厕所墙上，还贴着不准性病患者随便入内的标语。

当时桥西街大观园、三间房和一些暗门的窑子，得性病的嫖客越来越多，多数是穷苦人，因卫生条件所限，其结果不是残废就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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