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雅

所有改朝换代的皇帝。登上皇帝宝座，无外乎两种途径。其一就是通过武装斗争，充满着流血牺牲，真刀实枪打出来，比如西汉刘邦，明朝朱元璋等，第二种情况就是通过一场蓄谋已久的准备，然后通过兵变，或者来一场禅位的闹剧，使自己的皇位来得名正言顺，比如赵匡胤、曹丕，李渊等。

而历代的正史，为了歌功颂德，都会把他们说的很无辜，是被逼无奈当上皇帝，李渊就是其中佼佼者。

他的起兵造反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夺权历程。

官方正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渊是被逼谋反的，是在李世民几次的劝说和许多大臣的极力劝谏下才起兵的，正史主要想突出李世民的功劳，凸显李渊平庸懦弱。

但历史真相不是这样的。

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西方、日本以及海外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

“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作出订正。”

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后来和李渊成为朋友。此人非常有文采，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他的工作就是随军记录，他是晋阳起兵的目击者，亲历者。

他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

早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李渊非常欣喜，认为是天赐良机。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担忧儿子。

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于是马上叮嘱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他们三兄弟必须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为了做好起兵，李渊对儿子都有任务。

他命令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

然后，他开始着手解决身边安插的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的亲信，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

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杨广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反而暴露自己，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就是李渊考虑的重要问题。他在等待机会。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

李渊等到了机会，这真是天赐良机。

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

“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

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

李渊却静待事件发展，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全部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

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急不可耐帝催促李渊招募和调遣军队。

可李渊却吊足胃口，欲擒故纵，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并且要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

王威终于上当了，给了李渊临机专断权力。

李渊开始征兵，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会合。

万事俱备，接下来就是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十五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所有障碍也已全部扫除。

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

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开始了反隋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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