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将领

抗战期间，有56个中国少将以上将领投降日寇，有300万伪军为日军卖命。其中，1942年到1945年，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有70万人，而伪军、军警宪特、伪公职人员则达130万人，协助日寇镇压、奴役3500万东北人民。

对庞炳勋日当汉奸持理解支持者，对此不知有何感想！

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庞炳勋的曲折人生，与他投机圆滑的性格有关。台儿庄战役后，庞炳勋曾与日军数次交锋，有输有赢。

1939年3月，庞炳勋奉调华北敌后战场，名为抗日，实为与八路军争夺地盘。蒋对他颇为满意，将一零六师划给四十军，以增强他的实力，他第一次拥有两个师。同年9月，庞炳勋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初，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辞职。开始，蒋想让孙连仲接替。但孙连仲考虑到，河北既有日伪军，也有八路军，如果和八路军合作抗日，蒋必不答应；如果与八路军闹摩擦，又很难站住脚，遂以河北情况复杂、自己才疏学浅为由推辞。蒋就把这个位子给了庞炳勋，将他召到重庆，面授机宜。

1943年4月，日军抽调5万余人，扫荡太行山区。庞炳勋没有组织迎击，而是带领集团军总部和四十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避战。

4月29日晚，在距山西陵川24公里的九连窑附近，庞部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因庞炳勋腿受过伤，无法骑马，行军时坐抬椅。混乱中，抬他的人不知躲哪去了，身边只有当总部参谋的儿子庞庆振和5名副官、2名卫士。仓皇中，几个人躲进一个山沟。

第二天天亮后，庞炳勋才发现，自己的部队已没了踪影，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他们只好一路往东，走到河南辉县三郊口附近时，又遇到日军。幸亏当地农民带路，他们才得以躲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一个姓杨的农夫每日借放羊为借口，偷偷给他们送水送饭。

此前，因盗掘清东陵而臭名昭著的孙殿英，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降日。因孙是庞所辖的暂编第五军军长，日军责令孙限期找到庞炳勋。

孙深知庞跛脚不良于行，且深染鸦片嗜好，年老力衰，尤其是抽惯了孙亲自制成掺有海洛因的鸦片烟青子，猜测庞最多只能在山上隐藏一周光景，庞烟瘾大，没有补充是过不去的。

于是，孙殿英带着李国安和日本特务等自入山，到彭城镇附近搜索。不到两天，果然有了线索，孙亲自将烟土和食物送到山洞去。日本特务伸起大拇指，称赞孙殿英的“神机妙算”。

庞明知落入圈套，初见孙时，还在假装生气，大骂麻子伤害了他的名节，他要自杀，口喊要做岳武穆、文信国。但是终于半推半就地到了新乡，与孙殿英同样打出“和平反共救国”的汉奸旗帜。

蒋赐在他头上的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主席这些头衔，南京汪记政府一律给予保留，连庞起家的四十军番号也保留。日汪把庞当作头等商品广告，要庞发表录音广播讲话，用专车把他从新乡运到北平，见了日首冈村宁次大将和华北的汉奸首脑王捐唐、王萌泰、齐燮元等。

庞炳勋在北平住了不到半个月，最后被送到南京，成为汪精卫的座上客。庞挂上汪记“开封绥靖主任”的上将头衔，公开地做了头号军事汉奸。

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也不甘落后，为了安定庞炳勋的心，几乎在庞炳勋作为商品广告旅行的同时，宣布马法五为河北省主席，不满一千人的四十军残部，也保留和补充起来，连庞炳勋的中央监察委员的官衔也不曾开过缺。

蒋还指使戴笠派以李春芳为首的情报组在庞的身边（配有特务电台，归洛阳军统大特务张严佛指挥联络），以便随时明了庞炳勋的动态，难怪孙殿英曾在一旁眼红地说：“庞瘸子走了红运，两头马越跑官运越亨通。”深深自叹不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汪精卫伪政府树倒猢狲散。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立功，听候发落。由于庞炳勋任伪职时，脚踏三只船，周旋于日军、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之间，游刃有余，投机圆滑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其公署成为蒋汪合流的场所，所以国民政府并未对其定罪，蒋还复电慰勉并委以先遣军司令，庞炳勋转而又为蒋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

内战爆发后，庞炳勋的部队已所剩无几，便辞去军职，挂了个国防部咨议的虚衔。南京解放前夕，他带着姨太太和一双儿女，随老部下李振清逃往台湾，居住在台北市。迫于生计，与孙连仲合开餐馆。1963年1月死于台北，时年85岁。

结语

无论庞炳勋的降日理由如何充分，他毕竟不是关在战俘营里，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日伪军官，助封为虐，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所以，“汉奸”这顶帽子，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如果要为他平反正名，以张自忠为首的血洒疆场的抗日英烈们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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