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符

电影《八佰》对营长杨瑞符着墨不多，但实际上他才是这场战斗的主要指挥者，留守四行仓库的孤军也都是他的部下，反而对刚到差的谢晋元不甚熟悉。所以从工事布置到战斗指挥，谢晋元大多交给杨瑞符去办。因为谢晋元是当时的最高长官，且杨瑞符后来转移到后方未在孤军营中，媒体对谢晋元报道较多，许多人对杨瑞符知之甚少，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曾是“问题”军官

杨瑞符，河北省静海县人（今天津静海区），1902年出生，是家中长子。15岁就到天津闯荡，起初在粮行当学徒，为家庭分担责任。17岁时自己当起了小贩，卖烟酒等谋生。19岁参加了吴佩孚部队的第三军，随后又当上了排长。1929年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以后，杨瑞符被编入国民革命军88师。从排长、连长一直做到营长。

此时的杨瑞符还只是小人物，历史当中没有太多关于他的痕迹。笔者查阅了相关档案，发现在《交通部公报》当中有一份与他有关的资料。这是时任交通部长朱家骅于1935年7月22日签发的指令，要求国营招商局总经理处致函军政部，内容大概是：“江靖船行职员在应差时期，为八十八师所属营长杨瑞符殴辱，请咨军政部饬属整顿，对于船员生命加以保障。”

函件没有交代被扣船员人数和受伤情况，但事情能闹到部长面前也绝非小事。据相关人员回忆，杨瑞符年轻的时候脾气比较暴躁，当天在江靖号轮船上因为检查行李，船员态度不太好，两人爆发冲突，最终船员被殴打。不论什么原因，打人总是不对的。这件事情闹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面前，杨瑞符自然要受到处罚。不仅要给船员赔礼道歉，营长的职务也丢了，被降为营附。

杨瑞符是旧军出身，身上难免会有一些缺点。在战乱年代，身上没有一点匪气，是当不了一个好兵的，更不可能当上军官领导部队。即便是英雄，某些方面也会存在瑕疵，这样反而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英雄也是人，不是神。也许正是经历过这次事件，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缺点，痛改前非。当使命来临时，他毫不犹豫地担起了责任，就像他15岁出门闯荡那次一样。

临危受命

一直到淞沪会战爆发，杨瑞符还只是营附，营长是何沧浪(49年随部起义)。后来何沧浪因作战不力，阵地失守，被团长就地免职。杨瑞符升为营长，并且带领部队夺回了阵地。杨瑞符出身贫寒，也无黄埔系背景，能做到营长的职务全是靠自己打出来的。随后杨营在天通庵阵地坚守了75天，未再退一步。

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国军只能被迫转移到上海西郊。最高当局决定留一只部队在闸北，以让西方列强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师长孙元良最终决定留一个加强营在四行仓库师部坚守。当晚团长韩宪元召见杨瑞符，却相对无言，枯坐了20多分钟。因为他知道，以一营士兵抵挡日军，没有期限，无异于去送死。他开不口。

直到谢晋元赶回来，传阅了师长孙元良的手谕：“死守上海最后阵地。”杨瑞符没有犹豫，他内心在想，军人以完成任务不辱使命为天职，不成功便成仁。他看到团长仍在难过，便激昂地跟团长报告：“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今天，这样的举动，很容易用文字描述出来。但在炮火纷飞的当时，舍生赴死，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笔者实难体会。

当时撤退命令下达，部队已经混乱，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很多分散的连排只能跟着其它部队一起撤退。杨瑞符身边只有两个传令兵，只找到了第一连一、二排。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才在四行仓库全部集合，原来随大军撤退的机枪连、第三连和第一连三排，在遇到团部的人才知道留守四行仓库的任务，他们做出了和杨瑞符同样的选择——马上折回。

抱憾撤退

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军战斗的片段《八佰》里面已经有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述。10月31日晚，原本打算与四行仓库阵地共存亡的孤军，得了撤入英租界的命令，杨瑞符才开始组织撤退。当晚1时45分，孤军原本计划趁夜悄悄退入租界。但最终被日军发现，用探照灯照亮大桥后，以机枪封锁。数名美军立即开枪将探照灯打碎，并以数量卡车横置在路上作为掩护。随后日军又用平射炮和迫击炮攻击。孤军经过三个多小时，才将所有人员，包括楼顶的国旗一起转移到租界。

此次撤退共有35人牺牲，54人受伤。营长杨瑞符左腿也被子弹贯穿受伤，住进了租界医院。他躺在担架上向团长感叹道：“战前我们准备不成功则成仁，现在只能是一件憾事了。”退入租界后的孤军，经过谢晋元数次交涉，租界仍不愿将他们释放。鉴于上海形势越来越危急，谢晋元写信给还在住院的杨瑞符，让他找机会转移到后方，以免被困在租界中无法实现上阵杀敌的志愿。后来杨瑞符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了上海。他曾对媒体评价这次战斗：“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仅仅做到‘绝对服从命令’六个字……”

躲不掉的厄运

杨瑞符离开上海后，经过两个多月的修养，伤口基本愈合。随后他又长途跋涉，经过四个月时间，辗转到了重庆，要求回到前线继续杀敌。期间他还获得当局颁发的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并直接被晋升为上校团长，可见当局对他的认可。正当他安顿好妻儿，准备再次上阵杀敌时，伤口却再次化脓。最后部队安排他到离重庆不远的合川县城南铜梁山二仙阁道观养伤。在这里他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经常有当地士绅和记者上门拜访。

铜梁洞是合川风景名胜之一，环境十分优美，是一个养伤的好地方。据当年住在杨瑞符附近的居民回忆，杨瑞符住此，家里陈设非常简单，只有一张方桌，几条凳子。客厅正面挂着一副“还我河山”的字。杨瑞福平时在这读书、写字、接待客人。杨夫人史幼婷（河南人）端庄贤淑，平时打理家务照顾未满周岁的小孩，一家人安详惬意。倘若抛开山河破碎，这应该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为了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日军自1938年起开始了对重庆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重庆市区的一些目标被炸光后，日军甚至连小县城都不放过。当地电报局为了躲避轰炸，也看上了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并派人来通知杨瑞符一家要求其搬离。杨瑞符认为自己是按军事委员会命令到此养伤的，地方政府凭什么要我搬走？当地警察却蛮横地回答：“到了这里，就得听我们政府的。”

杨瑞符生性本来就暴躁，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拍着桌子大骂：“老子在上海打日本人的时候，你们在这躲着。老子负伤了，你们却来欺负我，你们还算中国人吗？”但这也无济于事，毕竟杨瑞符只是客居此地，怎能斗得过地头蛇呢。最后他也只能搬走，但这次搬迁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刺激。他在前线舍生杀敌，却连一个临时安身之处却保不住，不免感到寒心。

1940年春，杨瑞符伤情非但未好，反而转重，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被送到重庆治疗。尽管医护人员尽了很大努力，但当时的环境医疗水平落后，药品短缺，他的病情仍然持续恶化。最终病逝于重庆，终年38岁。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少将。遗体按其遗嘱被当地百姓运回合川，葬于铜梁洞。当地人捐资修建墓地立碑，上刻有“抗日将军杨瑞符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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