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围城

引言

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后来什么树都扒，老皮也吃。

幸存者 李素娥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熏得头痛。

幸存者 宋占林

壹

1948年3月，国共东北决战已近尾声，只剩下沈阳、锦州、长春几个孤立的据点，东北人民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夺占四平后，长春就成了松辽平原上一座孤岛。

长春古代叫茶啊冲，一个古怪的名字，其实就是满族先祖古代肃慎人祭天时的祈福语，因为祈福之地在喜都，所以后世渐用喜都取代了茶啊冲。到嘉庆年间才设置长春厅，归盛京将军管辖，日本占领东北，长春成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改名新京，日本投降后，又恢复了长春的名字。

今日之长春

如今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出色的绿化，被称为北方春城。

多么好的一个愿望，喜都、长春，寄托了百姓最美好的祈福，但在1948年的夏天，战火让这里的人们经历了痛苦至极的生死劫难。

那年坐镇长春的最高长官郑洞国，成了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只有电波里不时传来蒋委员长的指示。

尽管这时的长春已经是一座死城，但也是一座堡垒、要塞，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有了现在的城市规模。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包括十四万日本人。

日军占领期间，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市区建筑，从布局到构造，都充分考虑到军事的意义。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都是1米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都不能损坏。楼房地下室，有钢筋水泥坑道通到大马路，彼此相通。其中有笨重的大铁门，可以相互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重要街口还有水泥掩盖的地堡。

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环市添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其中，仅中央银行周围修筑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多处。6月22日，中央社称长春防线为“坚冠全国”。

长春不仅工事坚固，守军也很顽强。新7军麾下的新38师是驻印军的老底子，能征善战。60军是滇军，对于防守很有一套。

卫立煌执意守沈阳，郑洞国不想守长春，3月初，60军撤退吉林时，郑洞国就主张同时放弃长春。他认为长春离主力太远，有被吃掉的危险。与其将来被吃掉，不如现在跑掉。将东北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能战，能守，又能保存一部有生力量。

郑洞国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很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还同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海外。如今被老蒋派到长春，当做这座孤城最后的救命稻草。

东北缴匪副总郑洞国

这本是符合蒋介石撤退东北的总体战略，蒋介石却不干。他认为放弃长春，国际影响太大。困守长春保全面子，还可以吸引共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压力。

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题为《论长春之守》的社论中说：

长春是我们领土主权的象徵，必须攻取，也只有尽力保持，而其攻取和保持的意义，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勿宁说是政治上的。

远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则认为：长春越晚打下来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牵制沈阳一部与大部敌人。黑土地大决战犹如对弈，长春犹处围棋上的“眼子”，左右整盘棋的走向。

事实证明，拿下长春不到一个月，东北全境即告解放。

冬季攻势后，林彪就谋划打长春。5月24日，1纵和6纵试打未达目的，仅夺占大房身机场。于是改而为久困长围，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时再动手。

自古以来，围城战都是惨烈无比，从战国时期的晋阳之围，到安史之乱的睢阳保卫战，再到二战的莫斯科保卫战，以及最近发生的俄乌马里乌波尔围城战，无不惨绝人寰。

这次也不例外。

5月中旬，东野就成立以萧劲光和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6月28日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

貮

6月22日，由12纵和六个独立师组成的围城大军，就进入了指定地域。

六个独立师在前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各师以三分之二兵力，以五十米一个人的密度，对城内进行封琐、监视，余下为预备队。十二纵以主力布置在城西和西南敌人主要突围方向上，其余在其它方向进行策应，构成第二道防线。

开头，包围圈达150多里。十二纵司令员钟伟，看好土质特点，组织部队挖地道进行爆破，连续拔除据点。各独立师如法炮制，将包围圈缩减到100里左右。双方最近处只有百把米，彼此吃的什么饭都能看见。

初夏季节，松辽平原一马平川的原野上，暖风吹过，百花开放。鲜花绿草遮掩着一条条通往前沿的交通战壕，终点是长达百里的环城壕沟，沟沿上耸立着一圈圈铁丝网。

围城战壕

早在围城之前，长春市长尚传道就认识到粮食的重要，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至于饿死。五月，又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七月底。

七月初，蒋介石致电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

由于缺少柴火，饥肠辘辘的士兵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再砍树木，拆房子，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尚传道在报上发表谈话，号召“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把自己比作抗金的岳家军，可是对面不是异族蛮人，而是手足兄弟。

六月起，军粮主要依靠空投。

守军每天正常耗粮不下十万斤，需要四十架次飞机才能保障。实际最多也没超过二十架次，一般都是十架次左右，天气不好，一架也来不了。飞机一来，城外高射炮就开火。不敢低飞，就在三千米高空投掷，有些就飘到城外送给共军了，落在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去。

城里有空投指挥所，统一分配粮食，可降落伞没落地，饥饿难耐的士兵就一拥而上，有些部队抢到就私分了，有的甚至发生械斗。郑洞国亲自下令∶“倘有不顾法纪仍敢私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

后来不用伞了，直接投掷，一袋袋粮食象炸弹一样飞速落下，老百姓坐在家里祸从天降，很多人被砸中，气绝身亡。

粮食吃光了，就杀战马，战马杀光了就杀狗，捉猫，捉老鼠，打鸟。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一切可以送进嘴里的东西，都成了捕杀对象。

然后物价扶摇直上，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镏子换一个大饼子，几个大饼子换一个大姑娘。

两年半前，新一军和新六军等部队向长春攻击前进时，杜聿明出赏价一百万元东北流通券，奖励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如今，这笔重赏只能买不到三钱的高粱米。

东北流通券

八月初，新七军和新三十八师每周还能吃顿大米饭，余下四个师全发粮代金，各连自己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菜金只够买条黄瓜。地方保安部队连条黄瓜钱也没有，一切全靠抢，抢到什么吃什么。

九月中旬，六十军一些部队开始吃糠秕、豆粉、酒糟。官兵夜盲、腹涨、盗汗、晕眩、浮肿，越来越多。

十月后，一些部队别说突围、打仗，放开大路随便走，也走不到沈阳了。

六十军起义出城后，军长曾泽生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好饭好菜不可多吃，以免把胃吃坏了。

叁

然后是攻心战。

围城部队各连都有喊话组，前沿阵地5里左右设一个广播站。一到晚上，高音喇叭和自制的土喇叭，一齐开火。叫“兄弟”，喊“老乡”，唤子索夫，指名道姓，四面八方，几里纵深，全被这声音覆盖了。

这一招两千年前的韩信就用过，垓下之围，当汉军唱起了楚歌，项羽的楚军瞬间就土崩瓦解了。

还利用国民党家属做工作，60军撤退吉林时，30多随军家属被俘获，一律待之以礼，经教育后送回长春。暂52师师长李蒿弟弟李泰然的妻子送回去，又找到他们失散的孩子，又给送了回去。李泰然很感动，三次送出重要军事情报。

长春成为死城后，一些家属又化装成难民，纷纷出城逃生。通过哨卡时，很多人被难民“点水”。哨卡不难为她们，有的还从优接待，并通知沿途给予关照。她们後来写给丈夫的信中，讲了许多共产党好话，成了义务宣传员。

有的部队举着白旗就过来了。接待的大都是老乡。有的过来就不回去了，有的回去又拉过一批来。

郑洞国颁布“连坐法”，抓回逃兵，一律枪毙。

有时闲唠时发牢骚，说“走个球的”，被告密。兵团司令部未经过军长、师长，就将这个班和排长抓走全部枪毙。

本想杀一敬百，反倒激起公愤。60军一些官兵扬言“要报仇”，“拚了”，连新38师也有人说：“太过份了”。有的连队跑多了，连长乾脆带领全连投诚。

困守的国军

中秋节前後，攻心战掀起高潮。

除了东北入伍的外，新7军中两湖两广人多，60军基本都是云南人，除去老内容外，又增添一些家乡小调和地方戏。《绣荷包》，《小河淌水》，《杨柳青》，《走西口》……一曲曲都倾诉著同一个主题。还朗诵李白的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浓重的乡音伴着哀婉的洞箫，夜夜到天明。

后来投诚官兵说：讲别的还能忍着，一提“家”心就碎了。

肆

郑洞国坐守长春的方针，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未到两月，机场丢了，空中交通断了。

但10月已经弹尽粮绝了。

10月16日，蒋介石命令突围。郑洞国布置停当，新38师第一线部队已进入开进位置。

曾泽生给郑洞国打电话，请他审时度势，共襄义举，郑洞国说：我是军人，要保持军人气节，不成功便成仁。解放军代表刘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敞无谓的牺牲。

郑洞国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郑洞国致电蒋介石，表示“来生再见”。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

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於廿一日上午发出最使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十八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二十日致杜聿明、赵家镶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空空荡荡的街道，柏油路面彼掘挖得坑坑洼洼。哨兵伴着“死毙者”在路边徘徊，钢盔在月光下一问一闪，像游荡的幽灵。一声炸耳的枪响，空气颤栗了一下，更平添了几分死寂，曾泽生在窗前踱步。

9月22日，曾泽生决定起义。

新7军随之宣布投降。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曾泽生都是中将军长。

长春围困战后，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伍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围困中的长春

幸存者宋占林说：

1948年春节前後，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难民杀马，烤马肉吃，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幸存者李素娥说：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北门。一家8口，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后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

幸存者张淑琴说：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宋占林说：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理发社工人于连润：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幸存者张淑琴：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幸存者于连润：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尚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但困死的都是百姓。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幸存者钱富永说：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

幸存者于连润：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晕乎的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么想吃什么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着眼睛，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么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着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干不死。有的瞅着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幸存者李素娥：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40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给40斤也能扛回来。饭做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妈捧著饭碗，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

解放长春

当战争以铁与火与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锦州，在辽西吼啸、扑打时，从绿春到金秋，长春150个黎明和黄昏却静悄悄的。

于是，关于这场围困战的文章，几乎都写著“兵不血刃”四个字，当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进城去，接着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阖家团圆时，草民百姓开始家破人亡，一个个婴儿被扔到街头号泣，当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等人的妻子儿女，被优待送出哨卡，并在沿途受到关照时，普通百姓成群结队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

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得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么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

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围城初期，有人在围城政工会上讲：“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

后来的回忆录，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当然，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一些苦难，”。

有人说：活活饿死那么多人，太“那个”了，不好说呀。

那些三代横尸炕上地下门口街头断了香烟的家庭，那些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模样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换了大饼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样的高梁米粥撑死的人。被战争夹在中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草民，不才是这场围城战中最大的受难者和牺牲品吗？

20世纪80年代，吉林省的党政领导多次邀郑洞国回长春看看，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境况，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他不知道自己怎么面对长春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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