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水

缙云壬戌大水灾

壬戌水灾

“壬戌水灾”是指民国壬戌，即民国十一年（1922）的特大水灾。据有关史志不完全记载，截至2010年，我县历史上有水灾69次，其中比较严重的有17次。而作为民国壬戌水灾重灾县之一的缙云，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危害之大、民众之惨，可能至今仍可谓空前。

缙云壬戌水灾，是民国壬戌浙江大范围严重水灾的一部分。这一年，浙江自４月份余杭因淫雨而山洪暴发开始，５、６月间，金、衢、宁、绍、台、处及湖属各地发生大水。７月，新安江、衢江、婺江、笤溪、浦阳江、曹娥江、甬江、椒江、瓯江诸水并涨，致使沿江各县成灾。８、９月，温、台所属又因台风暴雨酿成水灾。时近半年，全省75县中成灾达“６０余县”（《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浙江督军卢永祥“序”）“灾情之重，为亘古所未有”（1922年９月23日《申报》载：浙江督军卢永祥、浙江省长沈金鉴“致上海总商会函”）、“为数百年以来所未有”（1922年９月１８日《全浙公报》载“国会议员赈灾之提案”），乃浙江灾荒史所罕见。

壹

历史之最

是年农历六月，缙云时方苦旱。至十四日夜约七时许，乌云渐起，微雨随至，百姓咸以为喜。不料须臾转为暴雨倾盆，彻夜不止，至次日上午，即泛滥成灾。这一天的水灾，文献记载甚少，可查到的只有当时缙云县议会议员、廿七都一图龙溪庄（今名“庄头村”，1953年划入磐安）卢肇周在《白竹卢氏宗谱》“壬戌地方水灾记”记曰：龙溪庄附近的“道石坑漂没楼房七间，西坑漂没楼房二十间，悉基址无存，女口死各一”。龙溪水患如此，估计好溪流域当也有灾，只是灾情失记而已。

越五日，即农历六月廿日，上午就开始下雨，雨虽不算很大，却寒风瑟瑟，一阵紧似一阵，一些老人说这是大水风（即现在所说的大“台风”），可能要发大水了。旋至黄昏之后，彻夜狂风呼啸、暴雨倾盆。翌晨“3时许，数万洪波达壶镇，壶镇洋一片汪洋”，“好溪沿岸湖川、湖头、大路街”尤惨（《五云赵氏宗谱》）。约3小时后，县前好溪大水已满上溪边石磷，店家民户抢搬货物上楼，并赶牲畜到北门高地……。约七时许，凶猛的洪水进街。八时许，县城“西山庙（城隍庙）下起至东门尖，通街水深一丈八、九尺之数，店面、房屋墙壁俱被洪水冲坍，凡近溪沿房屋并东门之房屋，均被洪水漂尽，赵、李两大宗祠仅存上厅”（《五云壬戌年纪念录》）。

洪水至城隍山脚，为山势所阻南折，加上今电影院前继义桥拱洞被竹木等杂物堵塞，洪水猛势折冲水南，“南边桥头名曰大桥街，街面约计廿五、六丈之长，房屋漂尽一光”（出处同前）。随之，同善桥亦即土崩瓦解……。洪水自早上七时进街，沉没县城，直至傍晚始退，“洪水的咆哮声，人们的哭叫声，混成一片，令人寒心”（《缙云文史资料》第三集）。县城不仅财物损失巨大，“尸首莫觅者达十六人之多”（出处同前）。

这次大水灾，除了县城，全县各地的损失都非常惨重。好溪、盘溪两岸房屋财产和耕地毁坏、人员失踪、农作物漂没……，损失难计其数。卢肇周“壬戌地方水灾记”载：“翌晨山洪暴发，较十五水增至丈余……全畈漂没，秋收无望。祥弄、后岭、羊弄坑、后坑口、高岸等处，均一扫而光。（庄头）村内平房冲塌者二十二间，前麻地漂去楼房十三间，片瓦无存，基地蔑有，呼天抢地，惨何开言！”好溪沿线房屋大量进水或漂没，沿线农田特别是壶镇、东方、名山等好溪沿线畈田大片冲毁。

盘溪流域则以雅宅、兆岸两村受害最重。雅宅村房屋水深逾丈者超过半数，全村房屋墙壁几近尽塌。兆岸村房屋墙浸倒的，亦至大半。洪水过后，作为县议员的卢肇周根据议会指令，调查洪灾损失，到县里报告灾情时，一路看到的是“到处山崩石压，倒壁倾墙，百余里皆从沙砾上过，居无全屋，野无寸草，千古未有奇灾”。

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的《五云壬戌年纪念录》记载，缙云“壬戌水灾”积水可资当今参考的水位：县城下市街(今十字街)正聚水一丈八尺五寸；樊大宗祠中厅水满大梁胡须过；东渡竞爽桥桥上有水；东渡正街聚水八尺；十一都雅宅麻宗祠全没，栋桁有水；澜口郑宗祠栋桁有水；东溪杨宗祠聚水一丈一尺；十八都名山洋泉朱宗祠水满大梁上过；廿五都壶溪庄崇正第四高等小学校深约八尺。又1996年版《缙云县志》：“壶镇水深一二丈”，当为“一丈二”之误。

县城洪水积聚深度情况比较和分析。“壬戌水灾”，县城下市街正聚水一丈八尺五寸计。当今市尺，是按照1959年6月起执行的国务院《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规定，一尺合33厘米。而在民国壬戌，国家的度以营造尺为标准，一尺合32厘米。故“壬戌水灾”时县城十字街聚水高达5.92米。

另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水灾，县城进水情况为：明嘉靖廿七年（1548），大水，舟至县门（船可以开到县衙门口），淹没民居大半；清咸丰七年（1857），七月十七大水，平地深二丈许，冲坏继义桥，所过庐舍堰坝尽圮；民国十七年（1928）8月1日，大水进城，水深一丈二尺余，约合3.84米；民国廿一年（1932）大水进城，水深六尺；1952年7月19日，台风自玉环登陆，缙云暴雨成灾，县城进水，深2米；1974年8月19至20日，特大洪水进城，水深2米；1987年7月27日，连降暴雨10小时，次日12时洪水进城，水深1米，持续3小时；1989年7月23日，全县普降暴雨，壶镇日降水量271毫米，县城溪滨路水深3米；1990年8月30日，壶镇降雨量200毫米，三溪364毫米，大洋300毫米，县城进水3米；1997年，8月18日～19日全县普降暴雨，县城街道进水1.2米。清咸丰七年（1857）大水，平地深二丈许，超过“壬戌水灾”高度，但没有载明县城进水的水深，比较模糊，故可以认为缺乏可比性。可见，县城进水积聚最深的，当为“壬戌水灾”。

（二）五云街道铁桥头断面秒流量和水位高程比较和分析。好溪多年平均流量每秒32.4立方米，五云街道铁桥头断面的正常水位海拔高程139.3米。“壬戌水灾”，流量每秒5000立方米，水位高程149米，比正常水位海拔高程高出9.7米；1952年洪水，流量每秒4000立方米，水位高程147.5米；1974年洪水，流量每秒2020立方米，水位高程146.5米；1989年洪水，水位高程147米；1990年洪水，水位高程146.6米。故从铁桥头断面每秒流量和水位海拔高程看，“壬戌水灾”居历年之冠。

综言之，无论是以县城进水积聚深度比较，还是以每秒流量和水位高程分析，“壬戌水灾”当是我县目前为止最大的洪水。

贰

和衷共济

“民国十一年，洪水势滔天。下至兰口止，上起盘山巅。

中间二百里，相望无人烟。炉灶淹水底，谷食同荒田。

有路皆倾圮，有屋少完全。日无以为食，夜无以为眠。

沙石满荒野，何分陌与阡。呼天天不应，哭地地无言。

……

每到村落里，蚁附足不前。或将口指诉，或将衣衿牵。

人面如鹄形，惨状剧可怜。踏遍全廿九，到处皆其然。

……

以上五言古诗，名为《洪水感言》，系亲历壬戌水灾及其后来参与救灾、时任缙云县议会议员卢肇周所写。诗中“鹄形”来之于成语“鸟面鹄形”，形容由于饥饿而身体软弱，面容枯瘦的样子。“全廿九”指当时全县所属的二十九个都，即指全县。这是他作为议员，奉公到各地调查灾情、赈济难民时的所见所闻。其诗形象生动，而又真实可信地把当时全县灾情之重、之广，特别是好溪沿线屋倾田毁、荒无人烟，民众衣食紧缺，生活极度危困、人心惶恐不安的状况告诉了我们。

（一）水灾发生后，县府和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发挥各自作用，热情投入救灾赈灾活动。

县知事陈邦彦迅速向省政府发出告灾乞赈的求援电报，同时通令议员或地方乡绅开展互助互济、安抚灾民、堪查灾情。并亲自率领属僚，分赴重灾区，开展各项救灾工作。

8月19日，浙江省长公署立即向重灾的嵊县、诸暨、新昌、义乌、永康、东阳、金华、浦江、缙云拨急赈款３万元（《浙江省政府公报》第3702号“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1983号：令财政厅饬拨会稽金华两道被灾各县急赈银元由”）。9月23日，又通过省财政厅拨发急赈款12.15万元。

灾后的急赈和随之而来的冬赈、春赈以及水毁道路、桥梁及堤坝塘堰等设施的修复等，都不仅需要大量的财物，而且需要得力的组织和热心的人员踏踏实实工作。于是，在官府倡导下，成立由缙云县知事陈邦彦和县耶苏堂牧师、瑞士国玛克德分别任中、西会长的缙云华洋义赈协会，筹集救灾款物、指导各地救灾。

旅京缙籍国会议员赵舒，知悉家乡灾情后，于９月中旬，联合义乌籍议员傅梦豪、东阳籍议员张浩等，提出提案，要求即“请咨达政府，迅令地方长官先办急赈，并查明被灾各属详实情形，分别轻重施赈。”（1922年9月18月《全浙公报》“国会议员赈灾之提案”）。

原任浙江外海水上警察署长的赵鼎华，目睹家乡大灾，即四处奔走呼号，先后向华洋赈济会、江苏义赈协会及社会各界筹募到玉米、衣、物若干，救济乡亲。又引领当地士绅筹款建造五云华洋同善桥、县前大堎、壶镇保安堤等，深得百姓赞誉。

在争取财物救灾的同时，县府又根据省府指示，于9月底发出指令，要求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据农时节令多种杂粮，特别是马铃薯，尽力恢复生产，增强自救能力。除了在全县灾区大力进行急赈的同时，积极开展平籴、工赈等措施，做好稳定社会和灾后重建工作。

（二）壬戌水灾的赈济，在本县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尽心尽责的同时，省内外社会灾赈、慈善机构和民间力量纷纷参与筹赈活动，对我县百姓度过灾荒和灾后重建作出巨大、无私地支援。

如江苏义赈会会长冯煦以缙云、东阳、义乌灾情奇重，特派义绅乔孟乾为缙云主任，华复元为东阳、义乌主任进行冬春两赈查放， 其中缙云冬赈20617.21元，春赈22600元。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拨给缙云、东阳、义乌3县的赈款，也统一由冯氏所派义绅汇放。

“缙云、丽水两县水灾甚重，疠疫丛生，情极可惨”(9月上中旬上海《申报》“中国红十字会为浙省处属缙云丽水水灾乞赈启事”)，于是瓯海道（当时缙云属之）尹林昆翔火速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请求他们“酌派救疫队，携带药品即日驰往，依法施治”。9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即派出以潘佩声为首的救护队，乘“飞鲸”轮赶赴医赈灾民，同时向社会善士劝捐善款。上海中国济生会也于水灾后成立驻杭筹赈处，以钱塘张庶询道尹为主任、单仲范为副主任，在余杭、缙云、丽水、安吉、青田施放赈米和衣服、被子（《赈务纪要》第4期“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时任浙江省省长张载阳（1873～1945），在《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的“序”中说：“其缙云、东阳、义乌、丽水、诸暨、新昌诸县，复承江苏义赈会金坛冯嵩庵先生及武进盛庄夫人、无锡唐慕潮先生昆仲助款与粮，延友查放，全活甚众”。这里说的冯嵩庵，就是冯煦。冯煦（1842～1927），字梦华，号蒿庵，晚号蒿叟、蒿隐。江苏金坛人。少好词赋，有江南才子之称。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凤府知府、四川按察使和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创立江苏义赈协会，承办江淮赈务，参与纂修《江南通志》。工诗、词、骈文，尤以词名，著有《蒿庵类稿》等。

盛庄夫人其“盛”是指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补楼愚斋，江苏武进人。清末邮传部尚书、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北洋西学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庄”指盛宣怀的第二任夫人庄德华。庄德华（1866～1927），字畹玉，一生精于治家、信仰佛教。盛宣怀去世后，遵照遗嘱，以盛氏遗产之半计五百八十万两银子，成立不动本金，只用利息的“愚斋义庄”基金会，其利息除少量用于家族事务外，重点用于慈善事业。而“无锡唐慕潮昆仲”则是指赈灾恤难37年，受赈范围达9省51个州县的大善士唐桐卿（1846～1912）儿子唐慕潮、唐慕汾兄弟，均系近代著名慈善家。唐慕潮字宗愈，为唐家长子，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唐慕汾字宗仪，也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笃信佛教，致力惟识宗复兴。

（三）壬戌水灾后，我县得到的赈济财物总数额以及各村各户的受赈具体情况，已是无法考准。现将可以查到的资料记录如下：

《白竹卢氏宗谱》卢肇周“壬戌地方水灾记”载：“县长陈公邦彦，电省请赈，当拨银五千元以救急，又蒙温州周凝祥、朱大钊大善士，及上海济生会、华洋义赈会、江苏义赈协会，陆续来缙赈救，并工赈款项约计三十万元之谱，吾村亦得二千余元”。

《五云壬戌年纪念录》“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载：同善桥毁于壬戌洪水，民国十三年（1924），玛克德倡议建造“铁桥”，预算需要“银币二万伍千余元……旧处属华洋义赈支会拨银元一万三千有奇，更以上年工赈余款七千元佽之，尚不敷六千元”，县知事桂铸西带头捐银元两百，士绅及百姓纷纷仿效，次年桥成，改名“华洋同善桥”。

《金竹朱氏宗谱》“大事记”载：金竹村菊溪流域水洪头转弯地段堤坝被壬戌洪水冲毁，“由华洋义赈会拨来玉米三万余斤为经费，才得以建筑完工”。

《五云赵氏宗谱》“大事记”载：江苏义赈协会“拨款修复东门迎晖门以下之沿溪堤岸。同姓赵鼎华与我族商议”确定，由赵氏长房出银洋八十元，于民国十二年（1923）3月修复县城赵氏宗祠面前的好溪堤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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