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先遣连

1949年9月 25 日，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率部起义。原国民党新疆独立旅二十九团一部，屯垦于新疆于田县。1950年5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营一连。

1950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3岁生日。新疆最南的于田县普鲁村，临时搭建了欢送出征队伍的彩门，披红挂绿，彩旗招展。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营一连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进藏先遣连”，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进藏部队，将从这里出发，去为解放祖国最后一块大陆开辟道路，进军西藏阿里高原。

王震司令员作了动员讲话：“进军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此去阿里高原，山高路远，困难重重。你们要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道路的情况孤军深人，用双脚为西藏人民踩出一条解放之路、自由之路，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十分光荣的任务。你们不仅是一支侦察队，是一支探险队、战斗队和工作队··....”

阳光照耀，进藏先遣连 7个民族的 136 位官兵和 400 多匹马组成了一个威武的钢铁方阵，整装待发。在誓师大会上，独立骑兵师师长何家产亲自把一面写着“向西藏大进军”的战旗授给全国特级战斗英雄、进藏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先遣连官兵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紧接着，136 人的队伍，个个举起拳头，向战旗宣誓。方阵像一片拳头的树林。

何家产师长大声宣布:“现在我命令，进藏先遣连出征!”口令后，队伍出发了。步履整齐、歌声喷亮。唱的是先遣违歌-一《挺进歌》。歌声中，官兵们高举鲜红的战旗，骑着骡马，告别了战友和百卷沿着婉蜒曲折的克里雅河，走进了冰峰林立、千山万壑的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走上了自古罕见人迹的道路，去接受九死一生的苦难考验。

赛虎拉姆石峡、阿克达坂、库克阿达坂、阿里帕下、苦海子、索佛法饭、哈哈堡.....一个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冰雪达坂，一个个令人看悚然的激流险滩，被他们一次次踩在脚下，抛在身后。第 29天，他们越过海拔 5500 多米的新疆与西藏的分界线一界山达坂进人西藏地界。

这时，战马接二连三地死去，全连官兵人人都患了雪盲，50%的人出现严重冻伤，70%以上的人脸颊脱皮，嘴唇干裂，口鼻出血。然而，他们面对人类无法解决的难题:摄氏零下 40 多度的严寒，低海平面 60%的大气含氧量，在生命禁区顽强挺进，挺进。

部队抵达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县，在两水泉、长流水、多木带完成了寻找藏民群众，调查研究，宣传政策，建立据点等任务后部队根据西北军区和一兵团首长的命令，除部分人员留驻两水泉、多木，继续完成开展群众工作，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转运给养任务，其余 103 人在党代表李荻三、连长曹海林、副连长彭清云带领下，翻越十里达坂，继续向前挺进。

于 10 月底到达扎麻保，在这里，先遣连驻扎了7个月，直到次年 5 月与后续部队会师后又继续向葛大克推进。在扎麻芒堡的 7个月，先遣连的官兵们先面临的是在生命禁区里如何生存的问题。

首先是住的问题。藏北高原的冬天是漫长的，平均气温在摄氏2下35 度左右，部队携带的军用帐篷本来就单薄，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风吹雨打，雪漫冰砸，装装卸卸，早已千疮百孔，体无完肤，相本不能挡风遮雨。

根据一些维吾尔族战士的建议，部队决定挖地窝子。然而，在万年冻土上挖掘坑穴，谈何容易!往往使劲一镐下去，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许多战士不服气，再使劲挖下去，一此人虎口震裂了，鲜血染红镐把。官兵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决心干到底，可一天也挖不了一方土。因为他们大都患着各种高原病。

又有人提出“层层剥皮”，即用火烤地，烤软一层挖一层。不久，在这世界屋脊的永冻层上，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座包括工事、掩体、宿舍在内的军营。在左齐将军的回忆录上，有这样的统计数字:进藏先遣连前后修筑地窝子41 间、马棚8座掩体 49个交通壕249米、碉堡2座····.·

这是进藏先遣连勇士们用生命和血汗在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创建的第一座军营，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阿里高原屯兵的历史。

有了住的地方，紧接着还要解决取暖问题，才能熬过阿里漫长的严寒冬季。官兵们开始储备过冬燃料。当时阿里地区取啊主要依靠捡野牦牛类和采集小灌木。但在冬季，大雪不断，掩增整个高原，积雪大多有一米厚，牛类埋在雪下，拾牛类谈何易!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柴。

其实，藏语“扎麻芒堡”，就是柴多的意思。因为这里有一种叫作“扎麻”的荒漠植物，细小而多刺到处都是。为了解决先造连 130 多人的做饭和取暖，他们每天派出几十个人外出打柴挖“扎麻”。据统计，一个冬天，在刺骨的寒风之中，他们挖冰铲雪，刀劈斧砍，打了 20 多万斤柴章。以至千多年之后，人们经过这个地方，看不到一片绿色。

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环境保护为了生存，把营房周围几乎所有的高原植被都给挖完了。在打柴时，通信员王万明表现突出，每天背回的柴草最多。“扎麻”枝上的刺芽把他的棉衣扎透了，又把肩膀脊背扎破了，后背上结满血痴，衣服脱不下来，每天晚上睡觉也只能趴着睡。时间一长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驴子”。

说起阿里，战士们刻骨铭心的是，除了严寒、缺氧、高山病，最可怕的还是饥饿!在冬季的藏北，先遣连经历了我军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当时，上级严令先遣连:“不准增加藏民一点负担哪怕是一针一线。”他们严守命令，再饿，也不向藏民伸手;再难，也要自己解决。

先遣连出发时，共有 400 多匹骤马供乘骑和驮运给养。路途艰险，还未到西藏地界，死亡已经达 1/3，携带的给养+分有限，途中已经消耗殆尽，多靠打野羊、野牛充饥。抵达目的地时，部队几乎一无所有。

后来，和田地方政府曾组织人民群众建立了一支拥有2万多头毛驴、237 峰骆驼、164 头牦牛和 370 匹马的运输队，为先遣连运送给养。庞大的运输队出发后，首尾相隔 100多公里，号称“数万毛驴进西藏”。然而，路程太遥远，路途太险恶不等抵达目的地，牲畜已经倒毙十之七八，加之路上的消耗，真正运到阿里的粮食所剩无几。不久，大雪封山，和田人民支援阿里的运输线消失，先遣连的后勤供应完全中断。

此后，有半年时间，他们几乎完全靠打猎度日。据解放军某高原师的战史记载:“先遣连战士巴里详子带领打猎小组，共猎取野羊210只、野驴 123头，野牛122头，、野马74匹就靠这样获得的肉 6500 多公斤，官兵们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季。那时候食用野生动物，无油少盐，在高原上又煮不烂，味道不敢恭维。

官兵们面临的另一难题就是被服。进藏时原本就短缺，经几个月的行军、打柴、狩猎..摸爬滚打，军服早已千疮百孔，衣不蔽体。开始，卧病在床的同志把自己的军装让出来，给外出执行任务的战友们穿。后来，为了让出去与西藏地方官员谈判和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军容比较整洁，全连好不容易才挑选了 21 件打满补丁的破军装。

1951 年夏天，一位干部下山汇报工作，他穿的棉衣是全连最好的一件，是专门给下山的同志穿的，但层层叠叠地补满补丁，补丁有麻袋、兽皮、帐篷布，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一件服竟有十几斤重。

连队党代表李荻三下决心解决官兵穿衣问题。他身患重病，但仍带领在家的病号，撕下野牦牛的毛，亲手捻成线。然后，又把牛羊骨头磨成骨针，把装过粮食的破麻袋收集起来，用毛线骨针缝成衣服。麻袋用完了，就用兽皮制作。当时不能熟皮子，就只得用生兽皮抵挡风寒。

有时候，他们把刚刚剥下的野山羊皮裹在身上，再扎上眼，然后用毛绳串起来，就成了皮筒子。当时官兵大部分人都穿羊皮，把刚剥下的鲜羊皮毛朝里披在身上，用毛绳扎住。可是皮子一干，就紧紧地绷在身上，胳膊打不过弯，伸腿弯腰都很困难。特别是很难脱下来，就只得长期穿着。

可是身上又长满虱子，实在痒得受不了，就从脊背上把羊皮用刀子割开，这才扒下来处理。后来我们有了经验，就把整块的羊皮割成宽皮条，再用毛绳穿起来，穿在身上，极像是古代武士的盔甲。这样，手脚活动自如了，但是御寒性又差远了。

至于鞋，官兵穿的是皮窝子，是用整块的鲜羊皮把脚包住，再用皮条绑住。羊皮干了以后，根本脱不下来，就像打上了石膏。干脆等穿烂了才用刀割开取下，重新包上一块。

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战友们接二连三地倒下了。连里最强壮的汉子巴里详子第一个离开了大家。当时连里只有一个卫生员，叫徐金全，但除了有一点红药水和绷带外，基本无药可用。巴里详子死后，全连 80%以上的人都起不来了，不久，徐金全也走了。

开始，战士们只是觉得饿，没有力气，后来，从脚上开始往上肿，一直肿到脸上。全身上下，红亮吓人，一按一个坑。又过了几天，随着眼睛发红，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时，人也就算完了。其实这是高原肺气肿，由于冻、饿和缺氧引起的。当时官兵们不知道，以为是传染病，还要把病人隔离起来。每天都在死人啊，最多的一天，连队举行了 11 次简单的葬礼。

残酷的环境，恶劣的条件，夺走了68位战友的生命。他们的灵魂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31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融人了高山大河，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悲壮。

如此恶劣的环境，不要说是人，牲口都受不了。战马也在一匹匹地死去，有一天夜里，一次就死了 10 多匹。到 1951 年春天，全连400 多匹骡马只剩下 20 多匹了。等到后续部队到来，他们只剩7匹马，而且还有两匹已经站不起来。

1951年 10月，先遣连的后方补给线又一次中断，形势更加严峻，官兵们竟有 26 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只有靠打猎自救。1952年的元旦，他们是这样度过的:64 人用一匹倒毙的战马和 3 只野鸽子会了餐。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先遣连幸存的 60 多名官兵，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农奴，同时肩负着战斗队的责任，在保卫祖国边防和与宗教头人作斗争的同时，击溃了一股以哈里伯克为首的，从新疆境内逃窜到西藏的土匪，夺回了他们从西藏牧民那里抢走的2万多头牛羊，及时还给了藏民，赢得了人心，团结了群众。

1951年1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党委批准了王震司令员和新疆军区党委给进藏先遣部队的请功报告，决定授新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营一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荣誉称号，并给全连 136 名官兵记大功一次。

就在进藏先遣连的勇士们艰苦卓绝地守卫在雪域高原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西藏的一些都门和官员的失误，给这支经起义、改造和整编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连队，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一段时间里，这些已被实践证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官兵们，受到了巨大的冤屈，甚至失去了生命······

事情要从 1952 年说起。那一年，是他们进藏的第二年。劫后余生的 68 位幸存者勇敢地担当起了阿里高原的戍边任务。用赤诚之心，血肉之躯，战天斗地，守卫着祖国的边防，堵住了形形色色的间谍、特务、人侵者·...··也阻拦了各种名目的“商队”、“探险队“考察队”、“朝拜团”....··

但是，帝国主义势力潜人我国阿里地区讲行破坏的阴谋失败后，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利用先遣连电台出现故障之机，先是造谣诬蔑，说我们先遣连“非法越界”和“侵犯邻国领土”...···后又采取更加恶毒的离间计。

一时间，英国、美国、印度的电台纷纷造谣，播放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zhong'gzhong军队驻藏北的一部，因不堪忍受zf之压迫，近日多次派员与某国军方接触......”“.....有请求受降之意·.....”这些，进藏先遣连的同志们并不知晓。

不久，一个由中央和西藏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来到阿里，进驻了先遣连。他们带着错误的指导思想，利用外国电台提供的“证据”，抓住极个别同志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言论，对先遣连官兵进行政治审查。这些人大搞车轮战、通供信、连夜突审.....最后，一位战士在严刑拷打之下屈打成招的所谓“口供”，在先遣连制造了个以曹海林为司令、马占山为副司令、吾买尔为后勤部长的“叛国集团案”。

曹海林、杨富成、韩宗保、吾买尔、周奎其等 30 多人被定性为“叛国集团”成员。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先遣连官兵们被集合，然后交掉武器，武装看押，等候处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据工作组的调研材料，西藏有关方面认为先遣连的“叛国集团案成立，上报中央批准后，决定“就地正法”曹海林等官兵8人。

王震将军、左齐将军非常关心自己的部队，经再三交涉，上级决定先将“叛国集团分子”押回新疆喀什，再行调查处理。如此，曹海林等官兵才没有被就地处决，而是被五花大绑地捆在骆驼上，作为囚徒，走上归程。

一时间，英雄蒙难，有口无言。1952 年的春天，高原的冰雪刚刚消融，阿里高原的茫茫荒野上，出现了一支被武装押解的特殊驼队。骆驼上骑的是 20 多位人民解放军官兵，他们穿着破烂的军装，被摘去了帽徽和领章，还有人前后左右地吆喝着，他们是武装押解回新疆的进藏先遣连官兵。

囚队到达扎麻芒堡时，只见必经之路上，附近的僧侣、头人、牧民们数百人伏地不起，坚持要给金珠玛米敬献哈达。这还不行，藏胞担心先遣连官兵路上受委屈，几经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由当地的 16 名藏族青年一路护送囚队到新疆与西藏分界的界山达坂。于是有了这样的一支队伍:先遣连官兵被自己的战友押解着，自己的战友又被藏族同胞监视着，驼队一步一步离开藏北。

据农三师四十一团离休干部，原进藏先遣连侦察参谋周奎班回忆:当时他们 20 多名“要犯”被绑在骆驼背上，曹海林和周奎形除了五花大绑外，脚上还被戴上奴隶主给奴隶们戴的那种脚铭脚铁从骆驼肚子底下穿过，锁住双脚。

农三师离休干部王兴财老人回忆这段历史声泪俱下：这是是我二辈子也忘不了的旅途。去时，我们再苦再累，但人身是自的，可以说，可以唱，可以跳，而回来时，却被绑在驼背上，连话也能说。挨俄受冻，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还忍得住。但一路上多次受到自己战友的训斥、责骂。有冤不能申，前途又吉凶难测。真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生不如死!我们曾经绝食抗议，没有用，我们也曾盼望骆驼失蹄，让我们坠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一死之.....·但最后还是咬着牙，活着回到了我们新疆。

就这样，20 多位进藏先遣连的官兵，历尽种种苦难，历时两半月，终于到达叶城。当被押解到驻地时，许多人的双脚被磨烂伤口化脓，还生了蛆，大多数人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见到这些蓬头垢面的“囚徒”，老部队的首长和战友们气愤非常。

当时，进藏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同志正在北京参加会议。这位闻名全军的特级战斗英雄无法相信与他一起历尽千辛万苦到阿里的战友们会“叛国投敌”，闻讯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四处奔走，积极为战友们申冤。

后来，在新疆军区、南疆军区的努力下，有关部门对进藏先遣连的官兵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审查和甄别工作。1954 年，由于董必武、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在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的热潮中，在中央慰问团到达新疆之际，这个涉及60余人的“叛国集团”冤案才得以平反。然而，在当时的“左”倾思潮影响下，“进藏英雄先遣连”这个曾经被毛主席誉为“威震印巴中南亚”的光荣集体却被取消了。

然而，厄运并没有离开先遣连的官兵们，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忘记这些历经磨难、九死-生壮士，已经平反的冤案又被翻腾出来。他们再次被戴上了“叛徒帽子，遭到揪斗、抄家、入狱，甚至丧生.....他们大多数被打成“历中反革命”，而且株连到子女、亲友.....其中，孔庆福、洛桑坚、向方成等人死于非命·.....今天，那个英雄连队幸存下来的仅有七八人，而离开人世的，大多都是戴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强加给他们的“叛国分子”、“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含冤而去的。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干进藏先遣连连长曹海林同志在云南逝世，云南省有关部门又一次向中央申诉了先遣连“叛国集团案”给当年的英雄们带来的冤屈和磨难，先遣连的冤案才被第三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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