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受腐刑

司马迁墓

司马迁的《史记》由于大量关于汉朝和武帝的客观描述，可能为了自保起见，他并没有选择在生前发表。

司马迁在受腐刑之前就有了子女，大概是女儿更喜欢读书，所以把《史记》的书稿传给了女儿。

女儿的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后来做到了平通侯，他读了外公写的《史记》，认为此书被湮没太可惜，就将书公布了。值得一提的是，杨恽后来被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找借口杀掉了。

至于司马迁的儿子一脉，后来一直延续下去，到了王莽时代还被封为“史通子”。

《汉书 司马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所以，后人还能看到《史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更值得钦佩的是司马迁本人，能够在身心遭到极大摧残情况下，用残生完成这部煌煌巨作。

但在司马迁生前，他曾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质疑来自于武帝时期很有名望的一位大臣任安，他写了封信给司马迁，对他的质疑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苟活世上。

二是不举贤才。

读者也许会问，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在写史书，已经那么不容易了，为什么任安还对他要求这么苛刻？

司马迁墓

原因是这样的，西汉时代的官员，一旦被抓下狱，大部分是选择自杀的，表示不愿受辱，保住一份尊严。

但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遭受完腐刑，继续心安理得地活着，恭顺地为汉武帝服务，外人看来好像被打断了脊梁骨一样。

况且，司马迁后来官还做得很大，做到了中书令。

司马迁这个中书令跟唐朝的还不一样，唐朝是中书省长官，即为“正宰相”，像姚崇、张九龄、李林甫等人都做过这个官职。而司马迁的中书令属于汉朝宫廷的高官，属于宦者一类的，负责为武帝起草掌管文书，当时也是位高权重，皇帝身边的红人。

任安看到司马迁跟武帝走的这么近，却从来不举荐一些贤才给武帝，他觉得司马迁像个佞臣。

任安作为一名草根出身的官员，曾经做过卫青的门客，多次受到过羞辱，长期郁郁不得志。

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任安对于举贤任能很是在意，好不容易功成名就了，却把气撒到了司马迁身上，将他抨击一番。

司马迁对任安这封来信倒是非常重视，他回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内心真诚地剖析了一遍。

后来我们知道的很多关于司马迁本人的名言和成语，就出自这封信。

司马迁墓

信里说：您这封信的问题，真是问到了点子上。钟子期死了，伯牙不再鼓琴，“士为知已用，女为说己容。”既然您说到了这些问题，我可以说说心里话。

司马迁继续说：受了腐刑确实不如死了的好，“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我为什么遭受腐刑？因为帮李陵说话！

“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李陵的事迹这么壮烈，我当然要帮他说话了，可结果是后来李陵投降了匈奴，举族诛戮，我也因此被牵连下狱。

而这个时候呢？因为家贫，我没钱赎罪，也没有一个亲友故交帮我说话。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当时的人情淡薄可见一斑，这是你任安少卿当时亲眼看见的，可你也没有施以援手啊！

帮别人脱罪也好，举荐贤人也好，按照汉朝的制度，弄不好就把自己牵连进去了。

你说我不举荐贤才？我受腐刑就是帮人说话的结果，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太史公像

如果我就这么死了，真的是毫无意义。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接着司马迁说了对于生死的经典看法：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遭受的是最残酷的腐刑，“最下腐刑，极矣。”

为什么能够忍辱负重？因为有很多先例在前。

“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

这些王侯将相都能够含垢忍辱，没有自杀。我更没有自杀的必要，因为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

第一件重要的事：我有老婆孩子需要照顾。

我的父母早亡，没有兄弟，我如果自己痛快地走了，老婆孩子谁来照顾她们呢？

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我必须要活着，我要照顾好家人，让妻子有饭吃、有衣穿，抚养子女成人。

司马迁

第二件重要的事：我要完成我的著述。

古代的仁人志士都是在磨难中写完了传世之作。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司马迁在信中很明确地说自己在写一部大作，自己没有选择死就是为了完成这部大作：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最后，司马迁很欣慰地说，这部书我现在已经写完了，已经完成了毕生的心愿。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至于这位写信给司马迁的任安，在巫蛊之祸中接到了太子节令，选择拒不出兵、徘徊观望，在汉武帝看来就是首鼠两端，事后被诛杀。

从我们旁观者来看，任安质疑司马迁的行为，是典型的“责君子严于责小人也”。不过，任安的质疑，也让司马迁留下了一篇传世之作，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史记》背后作者艰难的心路历程，更加彰显了太史公的伟大与不朽！

@青史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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