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国本

所谓“争国本”，实际上就是立太子的问题，也即未来皇帝交接班的问题。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它本质上就如押宝一样，大臣们谁押中了，将来新皇帝登基，谁在仕途上便能鱼跃龙门。所谓国本，是指太子作为皇储，是国家之本，谏争立太子之事，便成争国本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广西巡按御史钱一本上《论建储》，疏中有批评万历拖延立太子之事为“曾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明史·钱一本传》）之语，此后廷臣相继以“争国本”为词，万历中旨以众人“所逞之词，根托一本，造言诬君，摇乱大典”，遂斥一本为民。

明神宗在万历六年（1578年）便册立皇后王氏，其在中宫四十二年，没有为神宗生子，她身体多病，但得神宗之母欢心。与皇后王氏同时的还有明妃刘氏，也没有为神宗生子。给神宗生子的是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宫女王氏，时间是在万历十年八月，开始神宗并不认账，他母亲找来宫廷起居注，证明王氏所生确是神宗之子，神宗才不得不认下来，起名叫常洛。《明通鉴》卷六十七“万历十年”记其事云：

妃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上过慈宁宫，私幸之，有娠，戒左右勿言。慈圣太后闻之，一日侍宴，取内官起居注示上，且好语曰：“吾老矣，未有孙。果男也，则宗社之福，奚讳焉！”寻又言：“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上乃以是年四月封恭妃。……

九月，丙辰，以皇长子生颁诏天下。大赦，免各省田租三之一。

事实上神宗并不喜欢这个宫女出身的王氏，并不想立此长子为太子。神宗喜欢的是万历初入宫的郑氏。神宗一共生了八个儿子，长子是常洛；次子常溆，出生一岁便夭折；三子即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小常洛四岁，其母郑氏进为贵妃。郑贵妃生的神宗第四子，一岁即夭折；另外周端妃生的常浩，是第五子；其他诸子影响不大。神宗的宫廷生活，主要是和郑贵妃一起过的，所以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迟迟不决。

中国的传统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立长，《春秋公羊传》在“鲁隐公元年”有这么一段话：“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鲁隐公是鲁惠公的长子，鲁桓公是幼子，最初群臣立隐公，是因桓公太小。鲁桓公的母亲是宋武公的女儿，故子以母贵。所以《公羊传》认为立隐公是摄政，将来王位还要还给桓公。明神宗迟迟不肯立太子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正室王皇后还没有生子，而常洛的母亲是宫女出身，地位低，等王皇后有子再说。事实上王皇后身体不好，一直没能为神宗生儿子，万历希望王皇后死了以后，立郑贵妃为后，然后立常洵为太子。王皇后虽有病，但还是迟迟不死，所以立太子的问题被拖得迟迟不决，而群臣，特别是言官们为此责怪郑贵妃，使神宗感到非常为难，这便是争国本问题的背景。

最早向神宗提出立太子的是申时行，时间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二月，那一年常洛刚满5岁，他提出的理由是依照先例，即英宗是2岁被立为太子，孝宗是6岁，武宗是1岁，而神宗自己是6岁被立为皇太子，现在长子已5岁了，有先例可援。神宗的答复是“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他想拖一拖再说。接着在万历十五年、十六年都有不少官员奏请册立东宫的上疏。到了万历十八年，神宗召集内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诸人议论。神宗表态，说自己没有嫡子，那么长幼有序，而且郑贵妃也请求早立东宫，免得外间非议，然而长子常洛体弱，想等他长大一点再说。辅臣向神宗建议，说是长子已经9岁了，该让他读书吧，神宗点头了。不久神宗又让司礼监把内阁诸臣找回来，说要见一下皇长子与皇三子。诸臣建议皇长子9岁了，陛下6岁便进学了，已经晚了。神宗说，自己5岁便读书了，指着常洵说，他5岁了，还离不开乳母，结果册立东宫一事还是被拖下来。接着在万历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仍有不少人请立东宫，神宗还是想拖下去，他说：“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结果还是缓兵之计，把事情再往后拖。这件事又进一步导致群臣联名上疏请立东宫，而且攻击阁臣王锡爵。这次联名的群臣中有顾宪成与顾允成兄弟俩，这二人便是后来东林书院的发起者。

从争立东宫起，党争问题便处于萌芽和孕育之中，王锡爵在神宗及争国本的群臣之间进行调和，那么争国本者便成为朝廷清流的前身了。而神宗与郑贵妃，则成为被丑化的对象。争执不再是冷静而有序地进行，成为情绪化的互相对立，这种现象不是好的兆头。在大家的压力下，王锡爵再次上疏请立东宫，神宗也退了一步，三皇子俱停封，事情还是继续往后推。王锡爵再次上疏，力请建储。于是神宗又找阁臣商量，想让皇长子与皇三子一起出阁就读，实际上是变相的三子并封。王锡爵认为皇长子明年13岁，皇三子9岁，应该有一个先后缓急之分，所以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神宗只能让皇长子出阁就学。

这样拖拖拉拉，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郑贵妃的亲属郑国泰上疏请皇子先冠婚，后册立，因为这一年常洛已经20岁了，应该成婚了。次年郑国泰再次请册婚冠。为什么郑贵妃的亲属出来请册储和给常洛冠婚呢？因为这样可以撇清外间关于郑贵妃及其家人的传言。这一年的八月，内阁沈一贯上疏请立储，神宗感觉拖不过去了。这年的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常洛为皇太子，封常洵为福王，同时封诸王的还有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太子与诸王同时加冠。但常洛的母亲仍没有因儿子为皇太子而加封号，而这次常洛能被立为皇太子，是因为神宗的母亲李太后起了重要作用。“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明史·孝定李太后传》）从这个过程可知，根本原因在神宗不喜欢常洛的生母，认为她出身太低贱。常洛被封为皇太子以后，神宗仍一直不允许他与母亲相见，直到万历三十四年，常洛生儿子了，其母才晋封为贵妃。万历三十九年她病危时，常洛请旨省视其母，“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明史·孝靖王太后传》）。

围绕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演了一场历史的悲剧。实际上这个悲剧的背后，各个方面都是围绕未来权力交接时国家权力如何再分配的问题而争斗。参与争国本这件事的诸人，都是为了未来权力再分配时能得先筹，能多分一杯羹而已。对于当事人的实际感受，则完全置之不顾。常洛被立为太子以后，这个纷争不但没有告一段落，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诸如妖书案之类都属于无事生非，弄得神宗父子都很为难。

所谓妖书的主题是讲“上立东宫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其用朱赓为内阁者，以‘赓’‘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明通鉴》卷七十三“万历三十一年”）。神宗为之大怒，抓了一些人，他在启祥宫召见皇太子，说：“我之慈爱教训，尔宜知之；尔之纯善孝友，我亦知之。近有捏造妖书者，离间我父子，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捕正法。尔宜安心读书，勿存惊惧。”（《明通鉴》卷七十三“万历三十一年”）作为王朝统治的延续，采取嫡长制，本来是为了防止诸子的争斗，而在争国本这个问题上反而变成争斗的一个焦点。再说从常洛与常洵这两个人的才能和贤德上讲，实在是半斤八两。明代的宫廷生活怎么能培养出好的苗子来呢？除了一大帮子小人陪着吃喝玩乐之外，他们实在不懂什么。常洵活得长一些，下场更惨一些。从当时现实情况看，士大夫们气势汹汹地“争国本”，实在没有实际意义，却诱发了明末的党争，加速了已四处穿孔的国家机器的崩塌。“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把交接班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实际上并不可靠，因为作为个人变数太大，“嫡长制”是为了防止争，如果“嫡长”不贤，还是会有争的。明代诸朝的统治，不仅是皇帝的交接，还有内阁的交接。万历这四十多年内阁换了好几届，从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沈一贯、朱赓一直到叶向高，尽管有争，有言官对阁臣的抨击，但总体上还是平稳的。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也会使内阁无法正常工作甚至解体，后果便是东林党争。

本文选自《从万历到康熙：一次历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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