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后来看，刘备夺取刘璋的基业，独吞巴蜀，虽然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政治上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此之前，刘备一直标榜自己“欲信大义于天下”“每与操反”“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然而在夺取益州一事上，他所赖以成名的宽、仁、忠统统破产，在道义上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在围攻雒城期间，法正曾给刘璋写过一封劝降信说：“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不图远虑，为国深计固也。”在一封宣扬己方正当的劝降信中，季汉集团讲来讲去理由不过是“你不了解我们的英雄之道”这样虚无缥缈的道理，理屈词穷也可见一斑。

刘备不惜在政治上付出重大代价也要夺取西川，很可能是因为他一直耿耿于怀年事已高而功业未遂所带来的沉重压力。正是在此压力下，他不惜违背自己的一贯原则和初心，采纳庞统、法正等人的意见。然而，背信弃义带来的恶劣影响远较他预计要深远，特别是给孙刘联盟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刘备称帝，出自蒋萍绘《三国演义连环画·刘备征吴》

就联盟本身而言，孙刘双方在战略上其实有着巨大差距：季汉的终极目标是兴复汉室，而江东集团目标是成就自己的帝业，得以联合的基础是共同“抗曹灭贼”的需求。对刘备来说，在联盟中高举“匡扶汉室”的旗号，不仅是宣扬联盟大义，更迫使孙权在一定程度上不敢公开谋求私人帝业，在联盟中更多顾及刘备利益。建安十五年（210），孙权想染指蜀地时，刘备正是在“匡扶汉室”的大前提下拦阻了他扩张的企图，甚至还成功地让他将南郡让给自己。然而在袭取西川时，刘备却亲手扔掉道德大旗，使得联盟从原本捍卫汉室的正义团队跌落到两个集团尔虞我诈的苟且境地。既然“匡扶汉室”的压力已不存在，那么孙权理所当然地就要和刘备谈谈价钱，讲讲利益交换。建安十九年（214），他率先派诸葛瑾向刘备讨要南三郡，挑起危机，就是此心态的明证。

在取西川过程中，刘备人设崩塌，已经在政治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他在接下来的战略决策中，更是一步错，步步错。在建安十九年（214）的危机应对中，他选择率军五万进驻荆州对抗，就很难说得上是明智了。此时他在“匡扶汉室”的道义上站不住脚，那么更应该谨慎地现实地考虑盟友的要求。如果他实力足以同时对抗曹操和孙权，自可寸土不让；但如他认清自己尚无力应付两方，就应该采取一种更为柔性的姿态来对待孙权。事实上，直到此时孙权还在极力维护同盟。此次危机因曹操攻汉中，刘备急于回师应对而讲和，承受主要攻击的他希望孙权发动攻势以减轻压力，孙权返回之后在八月对合肥发起了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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