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大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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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致命的瘟疫史诗——西班牙大流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8年时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交战各国都已处于强弩之末，民众祈祷大战尽早结束。美国医学杂志1918年最后一辑写道：“1918年已经过去了……人类反对人类的时代暂时结束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出现了高致病性的传染病。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接着中国、西班牙、英国都发生了流感。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但到了1918年秋季则在全球大量爆发，至1920年春季，在全世界造成约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不过17亿人左右。其名字来源，因为当时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所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学术界则倾向于使用更为中性的“1918～1919年大流感”来指称这次流感。

西班牙型流感可以简单分为三波，第一波发生于1918年春季，基本上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二波发生于1918年秋季，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第三波发生于1919年冬季至1920年年春季，死亡率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第一波有记录的流感发生于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但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4月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也传出流感，3月中国、5月西班牙、6月英国，也相继发生病情，但都不严重。第二波流感和过去的流行性感冒不同，在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别高，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流感往往引发并发症而导致死亡，以肺炎最多。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所等都被关闭长达超过一年。同年10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第三波流感在大约1919年冬季开始在许多地方出现，至1920年春季起便逐渐神秘地消失。在澳大利亚，流感延续到了1919年8月(南半球的冬季)；至于在夏威夷，则是延续到了1920年3月。此流感漫延全球，从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无一幸免；许多因纽特人部落是一村一村的死绝，在萨摩亚死亡率更高达25%。亚马逊河口的马拉若岛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类聚集地。这一波的大流感也传入台湾，在当时造成约4万余人的死亡。西班牙大流感共夺去2500万到4000万条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因为各国都已经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

西班牙大流感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第一，传播速度快，两年之内迅速传遍整个世界；第二，持续时间长，前后历经三波；第三，致死率高，直到今天也没有关于这场大流感的准确死亡统计数字；第四，死亡模式迥异于普通流感的U型，呈现W型。另外青壮年死亡率较高，对此有两种假说：一是老年人口已经经历过流感，已有抗体，所以对流感比较有抵抗力。二是青壮年免疫系统较好，在消灭外来病毒的过程中，其所产生的发烧、发炎现象也较严重；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可能会导致细胞激素风暴，造成人体组织或器官受损；如果发生在肺部，则可能造成患者呼吸困难而死亡。

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庞大的死亡数字，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病毒的高致命性以及没有相应的疫苗可供接种。病毒具有特殊的基因变异，受害者染上流感后，肺部及身体重要器官均受侵袭，最后内出血而死。其次，战争期间的非常状态加速了西班牙大流感的传播。战争使得流感随着士兵的流动沿着陆路和海上航道快速传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感传播的时空分布、致病模式和致死率。再次，应对方式不力。根据强调重点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重阻止传播式、重治疗护理式和二者兼顾三种模式。但由于各国发展程度和医疗队伍建设水平千差万别，因而所取得的效果差异也较大。

西班牙大流感的元凶现在已经查明，它是H1N1引发。美国华盛顿军事病理学院分子病理学家杰弗里·陶贝格尔与同事利用遗传学技术得出的研究成果，认为1918年的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十分相似，是一种与甲型(A型)流感病毒(H1N1)密切相关的病毒。因此将西班牙大流感称为“所有大流感之母”，因为这场H1N1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流感大流行。至今，仍然可以在某些国家的猪体内发现这种病毒。2005年10月5日，研究人员宣布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经被重组。2005年在亚洲发生的H5N1病毒与1918病毒有些地方类似，但是目前很难变成人传人。

西班牙大流感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人类敲响警钟，要求人们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高度来关注疾病和瘟疫。问题是，直到今天，关于这次大流感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病理学特征尚有待求证，这种大流行病对公众健康、社会整合和历史发展的长远影响仍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以及社会在应对大流感方面的经验教训也亟待总结。而在现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班牙大流感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18世纪伟大的生理学家亨特将生命定义为抗腐败或抗感染能力。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维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则是提高抗病毒能力最重要的一环。人类施加给大自然的负荷如果远远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因此这些大流感、疫情带来的惨剧更应让我们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关系，以及人类与大自然间的共反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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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之楷，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021级天元班

编辑：张玉婷

审核：夏媛媛

本文为《医学史》课程作业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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